看到楊照的文章提起我的舊同事黃寶蓮...我們其實不像一般在異地相遇的同鄉人,很快就熟絡起來,她那時已是一個有點"名氣"的作家,我看她寫流氓治國時,是一股很不以為然的感受:她不是為了沽名釣譽,就是瘋了...(後來發覺那是作家血液裡的浪漫因子作祟)
聽她說話就像是在看一篇散文...緩緩的、柔柔地,彷彿時光於她身上是靜止的,讓人對時間的感覺也停頓下來...這是我認識的寶蓮,至於其他,讓讀者自己去發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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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漂泊與死亡 楊照
讀《暴戾的夏天》，很容易就讓人想起最近出版的另一本書《阿拉斯加之死》。兩本書同樣都集中在寫一個青年，如何在不斷試圖解脫世俗枷鎖的冒險歷程中，一不小心就越過了那條終極的界線，死在他們意圖伾求的自由境域裡。
阿拉斯加的冰雪環境之於克利斯，正如夏日暴戾海洋之於小說中的德安。不同的是，克利斯真的活過、真的死在阿拉斯加荒野的廢棄巴士裡，而德安卻是出自黃寶蓮的虛構。對於德安的種種，黃寶蓮替他附加了許多通俗羅曼史小說裡的成套裝飾，例如長相完全相同、個性卻極端對反的雙生哥哥，例如死前最後遇見的率性、奇情女子索瑪，例如他永遠得不到的羅瑟琳。
如果說《阿拉斯加之死》是九○年代一種世界性「漂泊書寫」加「自然書寫」的重要代表作，《暴戾的夏天》就應該被視為是這種特殊新寫作流行的浪漫版。黃寶蓮當然並不必然讀過《阿拉斯加之死》，不過對於「漂泊書寫」加「自然書寫」的模式、成規、精神，她早有所掌握。《暴戾的夏天》只是她過往寫作的進一步延伸。
從《流氓治國》到《簡單的地址》，我們清楚看到黃寶蓮一貫的態度，是強調回歸簡樸自然，對於文明的種種繁瑣儀式，充滿了不耐與嘲弄。不過她接近自然、遠離文明的方式，卻不只是定著於某個鄉野田園的素樸居點上，她利用不斷遠離、持續流浪──不管是實際上或心靈上──來疏遠文明、都會日復一日建構起的熟悉、方便，以及由此熟悉、方便帶來的一套穩定價值。
這種態度，表面看去與台灣八○年代末期以後風起雲湧的「本土論」完全背道而馳。也正好發展出一套與「故鄉論述」、「鄉愁修辭」徹底對反的概念。不過若是深一層細究，便會發現，這種「漂泊＋自然」的書寫意念，其實仍然是對應了過去根基穩固的民族主義家園霸權的崩潰，人不再需要定著於舊的一家一國的義務位置底下，然而同時新的家國認同又無處尋覓，於是自然中飄盪的靈魂變成最終的位置，徹底的自由解脫成為唯一可以追索的目標。
一路寫來，黃寶蓮先是對這種「自然漂泊」充滿興奮好奇，接著又表現出日益安居於「自然漂泊」的輕鬆自在。然而到了《暴戾的夏天》，我們卻看到她一轉開始碰觸到這種「自然漂泊」的意義焦慮了。
「自然漂泊」的好處是人只須面對無聲的山林海洋，以及自己。不過「自然漂泊」的恐怖之處卻也正在生命的意義，不再緊密地繫在任何日常反覆作息、人際互動規約或者他人導向的目的上。沒有了固定的上班下班，什麼時候為什麼要做什麼事，都必須由自己來設計自己來回答。沒有了親戚姑姨叔伯，什麼時候要用什麼態度和誰來往，也都必須由自己來決定來回答晶，不再能為爸爸媽媽丈夫妻子兒子女兒而活著而努力賺錢，那麼為什麼活著為什麼不死去，就必須由自己來賦予意義。
有時候，這些問題會使得漂泊的人活得比定著的人更沈重更辛苦，尤其如果漂泊的人還帶著他的記憶，他去漂泊旅行之前的所有愛恨情仇故事。
《暴戾的夏天》正就是在處理這樣不得不然、不得不來的「意義焦慮」問題。在小說的層面上，黃寶蓮的設計、執行，沒有太多值得給予掌聲的地方。德安、哲安兩個人，黃寶蓮有時自己都會寫錯名字（頁一二九）；故事剛開始營造的神秘解謎氣氛，馬上被德安的內心自白給破壞了；寫著寫著，在前面如此搶眼的索瑪隨隨便便就被作者丟棄不理了；哲安這個角色也是雷聲大雨點小，鋪陳出的故事張力都不見發揮……缺點、問題多得很。
不過黃寶蓮在小說上欠缺的東西，在散文化的思想掙扎模寫上，作了補償。我們可以不必太認真理會那些不成功的浪漫化嘗試，依舊感受到黃寶蓮探究漂泊、自由與死亡，這三者複雜關係的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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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寶蓮，台灣桃園人，文化大學文藝組畢業。一九八三年遷居紐約，一九九一年蟄居香江離島至一九九九年移居倫敦迄今。曾任雜誌編輯、自由撰稿人，目前比較專於寫作。著有：《流氓治國》、《愛情帳單》、《簡單的地址》、《七個不快樂的女人》、《七個不快樂的男人》、《暴戾的夏天》、《未竟之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