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個:"久居長安，啖肉讀書；珠環翠繞，腰圓肚凸！"....啖肉讀書和腰圓肚凸！完全是我的寫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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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歷史忽略的歷史——讀余世存的《非常道》
吳志翔
除了前門莊嚴的地毯，哲學還有一道晦暗的“後樓梯”；除了人來人往的議事客廳，政治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後花園”；除了那能派上正經用場的石料，歷史還有很多被有意無意丟棄的“邊角料”。那磚石鋪成的是車馬大道，人人都從那兒經過，是一種“常道”，由“邊角料”湊起來的當然只能是“羊腸小道”，或者叫做“非常道”了。余世存編著的《非常道》中，收集了一個多世紀裡中國歷史的“邊角料”，帶給了讀者別樣的驚奇。
我不認識余世存，盡管早就讀過他的文字，並且印象深刻。我一直認為這個使命意識超強的同時代人有著非同尋常的襟抱——這也是一種“非常道”。對他來說，寫作似乎不得不成為一件艱難的事情。然而，當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是感到了幾分吃驚：一個年輕的急切欲言的人，在這麼一本二十多萬字的著作裡，沒有留下屬於自己的一個文字，他成了一個編輯家，一個不加半句廢言的收集者，或者乾脆稱為一個歷史邊緣的沉默而堅忍的“拾垃圾者”。我時常懸想這麼一個熱血而赤誠的人，是如何耐住自己的性子，捨棄了城市虛假的燈火輝煌，擱置了閒情逸致的鄉村理想，在如同“城郊結合部”似的曖昧地帶逡巡，在似乎見不到自己意志和創造力的工作裡見證自身的“在場”。
當年，魯迅曾勸英文極佳的林語堂多做一些翻譯的工作，林語堂還極不以為然，認為那是創作力衰弱的“老人”幹的事，魯迅為此還生過氣。郭沫若的外文也不錯，他骨子裡同樣看不起翻譯，認為翻譯者不是自己在創作嬰兒，而不過是個“助產士”而已。這兩小塊“邊角料”好像逃過了余世存的視線。但在我看來，余世存的選擇既隱含著苦衷，又包含著慎思的明智。在一個“說，還是不說”、“道可道、非常道”的時代，有時候真實的表達只需要一個回聲，只需要讓曾經存在過的聲音重新召喚在場就行了。
哲學家康德那“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大旨無非是，要讓原理、原則、範疇之類走在原始的材料前面，“強迫自然回答它的問題，卻決不只是彷彿讓自然用襻帶牽引而行”。不是把觀念看成是符合對像的，而是對象看成是符合觀念的，對象其實是觀念建立起來的。這就是康德召喚回來的人的“主體性”。沒有自己的眼光和理想，余世存所面對的那一大堆“邊角料”也就無多大意義，所以在選擇、取捨、編輯過程中，余世存其實已經呈現了自己的主體性，已經表達了他自己的“非常道”。這裡早已深刻地打上了他自己的印記。還是魯迅先生，當年就說過，當一個“選家”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事情往往是這樣，不著一字，方能盡得風流，不置一評，可以勝過萬言。
而且話也說回來，在話語的製作和流播過程中，其實沒有哪一個文字是真正“屬於自己”的。我們所寫的、所說的，無非都是前人寫過、說過的話。縱觀今天形形色色的“創作”，又有哪些不是在重複中篡改，在篡改中重複？像余世存這樣，認認真真地再現那些枝節的原貌，反倒還更誠懇一些，至少在“歷史的真實”面前他還不至於顯得過於狂妄。
坦率地說，我對於“歷史的真實”一直心存懷疑。存不存在一個“歷史的本體”？“真實是不是可以還原”？這種問題顯然有些迂腐了，沒有機會過多展開。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書寫的歷史、敘述的歷史並非歷史的本體，有的書寫和敘述反而使得“歷史”更加遠離其自身。
至今為止，經典的歷史敘事都是遵循著一種邏各斯中心的統轄，在主流價值觀（“常道”）的籠罩之下存活。歷史似乎是內蘊著一種強硬的、必然的、自我證明的、自我合法化的所謂邏輯，歷史的寫法同時也是邏輯的寫法，歷史與邏輯是統一的，歷史就是邏輯的展開。這種黑格爾本質主義的歷史精神統治著我們的思想。因此，成為文本的“歷史”、進入敘事的歷史，必定是要用那結實的磚石砌成一堵合理的牆，鋪成一道充滿獨斷性的道。在這裡，所有“不重要的信息”，所有的“邊角料”，都被排斥、被屏蔽、被淘汰、被篩掉、被掩埋、被遺忘了。歷史彷彿成為一個活物，沿著一條其實是人為設置但被認為自明的線索或“常道”或“進程”往前遊動。經典歷史文本的狹隘和可疑在此顯露無疑，人人習以為“常”的“常道”之“霸道”也可見一斑。那種“歷史”所拒絕的不僅僅是一些細節，而是存在本身的豐富性。因為如果有真相的話，那麼真相的使者常躲藏在細節處，隱匿在宏觀歷史的巨眼和聚光燈照射不到的角落裡。存在本身（或歷史本體）是巨大、無邊的曠野，所謂“歷史”只是在曠野中犁開的一條道路，只是走的人多了，遂成為當然不二的主幹道（常道）。事實上，還有大量的小徑被風沙掩埋，還有大量的支路被有意無意地遺棄，當然，更有許多無路的荒野，在那裡，只有前人留下的幾個若有若無的腳印。余世存的寫作提示了那些小徑的存在，他收拾的雜亂腳印也呈現出了“歷史”的其他可能性。
確實，讀余世存的《非常道》，常常會有一些感到突兀的發現，如同看到了歷史背後的更多秘密，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於“前臉”的“後腦勺”。溫文爾雅的蔡元培居然會衝著學生大喊“決鬥”，狂妄的哲學家熊十力竟然在爭論哲學問題時與廢名扭打在地，金岳霖痴情到在林徽因死後多年舉宴為其過生日，沒想到蔣介石年輕時候也曾經歷過那種痛苦的理欲衝突，而代表反動勢力的山陰縣令李鐘岳受到良心折磨以至於在秋瑾被處死後百日自殺身亡，更有吳宓的愛情笑話、戴笠的家鄉受辱……在所謂的正史之外，中國自古就有“掌故”的傳統，那也是被稱為“野史”、“筆記”的，其中也許多多少少有演義的痕跡，但這些有著“山海經”風格的文本有可能更加接近於真實的本體，因為它們並未受到主流價值觀或邏輯常道的無情修剪，它們不是盆景，而是野花野草，自有其不屈不撓自在綻放的生命力。
當然，書中還有更多苦澀的記錄，那種黑色幽默的東西只能存活於如此這般的敘事之中。俞平伯等人被遊鬥時得掛牌，寫上“走資派何其芳”、“反動學術權威俞平伯”等字樣，大家公推俞平伯來寫這些字，“因為他的字最有功力”。田漢在監獄般的醫院裡去世之際，沒有人來跟他告別，而當時的廣播裡卻狂熱地播放著他寫的歌：“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為保衛北京古城，梁思成和林徽因與吳晗激烈爭吵，梁被罵得哭了，林則在肺病嚴重的情況下據理力爭至於噪子失聲。陳獨秀為保全大氣節在貧病中度過最後時光，臨死前為乞食為一地主抄寫家譜。慈禧竟然自以為是“最聰明之人”，智慧要遠遠過於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皇……諸如此類，讓人苦笑，讓人痛哭，讓人憂憤，更讓人沉思。
記得多年以前，從舍斯托夫的書中讀到托爾斯泰是個逐利的市儈、杜斯妥耶夫斯基是個兇狠貪婪之徒時，從羅素的書中讀到馬丁路德的蠻橫、哥白尼的懦弱時，還有培根的道德缺陷和盧梭的放誕無行時，甚至從種種敘事中發現沈括的小人伎倆和唐伯虎對於“揚州瘦馬”的讚美時，內心裡都深深地感受到人的複雜性、歷史本體的豐富性和歷史敘述的不可靠。我有一種無意中看到“後腦勺”的偷窺之感。真實與否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竟然也可能真實。
這樣的信念早該確立起來了：歷史之流絕非清澈而是始終有些渾濁的，歷史之樹絕非如修剪過後那般整齊而是枝枝椏椏的，歷史之路絕非曾經以為的那樣“非如此不可”而是充滿了種種別的可能性的，歷史之牆也絕非嚴整貼合恪守邏輯而是有著許許多不為人所察覺的縫隙的。所謂歷史單調的宏大敘事只是一種人為的架構，歷史的決定論也只是一根強行楔入的木樁，人們借以可以繫住許多東西。而那絕對的真實本體就像“物自體”一樣藏匿，永難得到顯現。但是復調多調的敘事話語可以盡可能地還原本相，對於細小之處、對於支路和縫隙的重視，能夠讓我們朝著真實之境趨近。
人是怎樣與固執的定見相搏鬥啊！
余世存寫作此書，顯然不是純粹出於一種趣味的引導，他其實是在重建一種更健全、更多元的話語。這些話語並無明顯的理性秩序和價值等級，也無所謂什麼中心意旨，它們只是以相對的原生態，呈現出自己的存在，就像大地上野草瘋長，天空中亂雲飛渡，留下的不過是一個痕跡。面對這種全息性的話語，很多時候也許只有一聲嘆息。
其實，無論是登上“後樓梯”，邁入“後花園”，還是瞥見“後腦勺”，在無意中也許都暗合了“後”現代的某種旨趣。至於余世存本人是否有此種自覺，卻無關緊要。
後現代閱讀的範本
蔣 峰
“道可道，非常道”乃老子《道德經》的首句，用《非常道》做書名，在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雖然是首見，但一翻開書卷，我就喜歡上了這本非常特別的書。
說它特別，是因為這本書以近代以來鮮見的類似《世說新語》和《閱微草堂筆記》的體例，截取自晚清、民國而至解放後的歷史片段，記錄了大量歷史人物的奇文逸事，分為“史景、政事、文林、武運、革命、問世、人論、英風、意志、性情、骨氣、狂狷、識見、立言、代言、修辭、世道、敬畏、信念、自覺、教化、命運、變異、神傷、限定、虛榮、無情、心志、廉恥、依附、隔膜、荒誕”共32編，無序言，無後記，干淨利落。這本書雖然與《世說新語》、《閱微草堂筆記》的體例相類，也承襲了這兩本書的筆記體寫法，但後二者大抵為文林趣事和筆記體小說，而前者為筆記體歷史片段的記錄，且遠較後二者洗練、簡括、龐雜。這種做法近來只在余k傑的《火與冰》裡見識過，不過那是創作，這裡是編著罷了。
《非常道》的副題為“1840－1999的中國話語”，這就引發了我對這個書名的闡釋興味：“非常道”應該是“不平凡的中國話語”的意思吧。而編者刻意用《非常道》這個書名，大概一來為了避免平實，二來增添些玄虛和底蘊吧。
從閱讀的角度來看，這本書完全打破了傳統讀物從前至後的內在連綴的線性閱讀規則，而呈全方位開放的立體閱讀方式，即你可以從任何一頁任何一則讀起而並不影響單位閱讀的完整性，則與則之間也無任何邏輯關聯性，真正達到了在枕邊、廁上、車裡隨性閱讀的可能性。書中的一則記錄多則花費您一兩分鐘，少則只需數秒就可讀罷。學者王晴佳曾言，在閱讀中，讀者具有從容應對的主動性（而不是囿於事先規定的閱讀秩序）是後現代閱讀的重要特征，而《非常道》的閱讀方式完全符合這個特點，它也與當前高節奏的快速生活方式相契合，因而堪稱後現代閱讀的範本。
說了這麼多形式類的問題，不如我們真切感受一下這本書內容的鮮美吧：先說“虛榮”編中的一則：“吳昌碩在70歲前曾納一妾，不到兩年，即跟別人而行。吳念念不已，自己解嘲，笑著對人說：”吾情深，她一往‘。“於嘲謔中頗見名士的灑脫；再摘”性情“編中的一則：”犬養毅曾問孫中山：“您最喜歡什麼？’孫答：”革命！推翻滿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歡什麼？‘孫注目犬養毅夫人，笑而不答。犬養毅催問：“答答看吧。’孫回答說：”女人。‘犬養毅拍手：“很好，再次呢？’‘書’。”從答問中露出偉人的率性與可愛；最後引“識見”編中的一則：“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期間跟‘秀才’們坦言，他40歲以前肝火大，總覺得正義在自己手中，現在也還有肝火。在江西的時候，有一次他對毛澤覃發脾氣，甚至要動手打人，毛澤覃說：”共產黨又不是你毛氏宗祠‘。“在肝火中竟然逸出歷史的吊詭！
也許有人要說這未免有些流於瑣屑，但它們畢竟是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剔精抉微而得，能從中窺見不同於高頭講章中大而無當卻萬像雜呈的鮮活的纖毫畢現的歷史細節。其實，體大思精是治學的一路，而洞幽燭微難道不也是求知的一脈？幼時胸闊心遠，立志讀盡天下書，尤其敬畏有龐大體系建構的學說。年屆而立，雖然那份敬畏還在，但終於弄清了自己還是喜歡竹頭木屑，尤其是自命為知道分子之後，終於體認到天地尚且有缺，就嘲笑那些苛責魯迅一生但見雜七雜八小文而無龐大體系建構的妄人之無知與無情，就感嘆難道那些完美、龐大的體系建構在20世紀還為禍不夠慘烈嗎？至今卻還有人整日鑽營於其中，莫非有受虐狂的傾向！何況，以我的閱讀經驗而言，一本書的精華之處往往存於某幾段、一段、幾句、甚至一句話中。這樣看來，讀完一卷《非常道》，就相當於讀了幾十本，甚至成百上千本書啊！包羅宏富不說，節約了多少時間呢！
當然，這本書也不是沒有缺憾，對我等有考據癖的書蟲來說，《非常道》中則則歷史片段均無出處恐怕是個遺珠之憾吧！
但這並不妨礙我幽遊其中的閱讀興味，讀著讀著不覺又開一竅，使我這個從不寫日記的人終於找到了寫日記的偷懶訣竅，不妨在此賣弄一番：“2005年5月7日，師王治國自長沙問詢近況，答曰：“久居長安，啖肉讀書；珠環翠繞，腰圓肚凸！”
關於“類人孩”語——我的《非常道》 文明的鄉愁
余世存
我國的現代化史是一部過於漫長、充滿罪與苦的歷史，閱讀這部歷史，我經常想，為什麼我們中國人要受這麼多的苦難？有什麼能做我們嚮導？對我個人來說，嚮導是有的，那就是文明，是鄉愁。因為這樣的嚮導，使我在翻檢近現代歷史人物的行狀時，常常停留長久。
由於個性使然，我從來關注個體的身心安置，自然以為在現代轉型的成就裡，個體的心智和權利如何是極為重要的標識。他們說過什麼，如何說，他們有什麼喜怒哀樂，成為我研讀並願與人分享的內容。到2002年的時候，我找到了一個詞：類人孩。
我至今記得，無數個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籠一樣的屋子裡，整天整天地讀書、抄錄卡片，汗流浹背，常常為一段故事激動地站起來在屋子裡轉圈，又或者為一句話停頓下來靜靜地流淚。現在這些卡片的一部分，就成為《非常道》的來源。
今年跟魯迅，後年就跟“哈哈哈”
現代轉型是一次成人革命。在我國的現代化史上，“五四青年”佔有著重重的一筆，由於轉型的艱難，這些“青年”也最終沒有精進為成人，他們走上社會，仍主動或被動地淪為“類人孩”狀態。
最悲慘的，“類人孩”們永遠在學習，在準備生活，在改變認知，在吃虧後又長一智，如陳獨秀、胡適一生的流質多變不亞於梁啟超和郭沫若。“類人孩”們把每一次獲得的認知都當作真理或終極信仰，今年跟魯迅站在一起，後年就跟哈哈哈站在一起。今天他告訴追隨者，讀薩特讀錯了，應該讀福柯；明天他告訴同胞，市場有著缺陷，管制是必要的。
所以我們在有責任感的歷史人物身上，比如胡適、傅斯年等人的人生選擇裡，能看到“類人孩”般的識見起了關鍵的作用。
孩子在學校裡作文，表演，代聖賢立言：“類人孩”則在社會上作文，表演，代主義和問題立言。“類人孩”跟孩子一樣是站在知識的碎片上，現代文明社會裡個體公民的生存常識在“類人孩”們那裡分布得極為不均、稀薄，知識的污染蒙蔽了他們，知識的碎片教唆了他們，也切割了他們，使他們往往彼此對立，不能交流、調和、妥協、共處。
這也是我願意跟讀者分享的緣由。我們的現代化史充滿了悲喜劇。人當然不能等認識到位了才開始生活，否則一生都要準備著生活，這不是人類的經驗現實；但人也不能永遠在罪錯裡或在“歷史的誤會”裡過活，否則人生失去意義，他永遠長不大，永遠無知於“人生的燦爛”，他和他組成的社會就只能在文明的邊緣徘徊。
告別“類人孩”
我這麼做還有一個理由。李慎之先生，他生前常說太寂寞的時候，我有時去陪他聊天，他會託付我留意一些事，其中之一，就是想辦法讓漢語世界的近現代史寫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本書就是我努力選取的可信歷史。想到像李先生那樣的智者，到晚年仍為“這個體制是剛性的、還是彈性的”一類問題折磨不已，我就會為“類人孩”般的認知品性生發錐心之痛。
當然，“類人孩”有反智、無情、偽信、惡念等等表現，但也有直覺、痴情、篤信、善意等等表現，“類人孩”是一種文明狀態，又是一種人生狀態，他在人生的全部表現並不是全為正面或全為負面。如章太炎，有論者以為是我們現代歷史上最可愛的最有童心的人。但這樣的“類人孩”實在太罕見了。即使像陳獨秀、胡適、梁漱溟、陶行知那樣有著聖賢君子人格的“類人孩”，也是極為稀少的。
正是從文明史的角度著眼，“類人孩”狀態才是我們需要告別的一種生活。是的，“而今始知成人世界的寂寞，更喜歡夢中道路的迷離”（何其芳詩語）。“類人孩”有“類人孩”的人生滿足，但是，無論直覺、痴情、篤信、善意、童心有多麼美好，個體參與合眾的民族社會裡，最值得稱道的是個體能夠免於匱乏和恐懼，是個體能夠與社會有效（文明的成人理性）的交往溝通，是個體有著成人般的關懷和責任，有著成人般的自信和參與。這種現代公民形象或文明人格，大概只有丁文江、魯迅、雷震等有數的幾位先賢具有。
天何言哉？予欲無言。本書撰寫無意中相似於《世說新語》——我國文人寶愛的經典之一，但《非常道》不同於《世說新語》，讀者自會明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