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最高目標應該是“人的和諧發展”
文/魏劍美 2007年10月1日於長沙
也許因為我自己就算不上是一個蹈規守矩的好學生的緣故，對於那些於傳統教育之下離經叛道的人們我總有一種本能的好感。而我同時留意到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多傑出甚至偉大的人物也一度苦惱於教育的模式化和教條化，對正統的教育抱有某種惶恐甚至敵意，遠的如愛因斯坦，近的如袁隆平。
曠世天才愛因斯坦一度因為僵化的中學教育而喪失學習興趣，而“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老師眼裡只有一個特長，那就是“自由散漫”。正因如此，“童話大王”鄭淵潔沾沾自喜於自己的小學學歷，而甲骨文公司的創始人埃裡森更是在大名鼎鼎的耶魯大學發表了一篇以羞辱母校為快事的“史上最牛的演講”，公開揶揄那些名牌大學的優等生們最大的發展可能只是給他們這些棄學生----比爾·蓋茨、埃裡森、艾倫、戴爾、Steve等等去打工。
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以致於連人類中最傑出的英才都一度是正統教育背景下的“失敗者”，並且有越來越多的人視學校為扼殺人類想像力和自由天性的可怕場所？
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在於：人類習慣於以制度化、標准化的教育模式去規範原本豐富多彩的自由心靈。很多教育者都苦惱於這樣一個疑問：既然我們不能以飛翔的標准去考察魚、以薔薇的香味去衡量紫羅蘭，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以一成不變的指標去規定“萬物之靈長”中那一個個鮮活可愛的個體呢？
中國有句俗話說“無規矩不以成方圓”，殊不知，規矩太多，我們這個世界就只剩下方和圓兩種形態了。這，就是現代教育面臨的悖論。日本和韓國至今依然允許體罰（他們稱之為“懲戒教育”）的存在，而美國的學生卻可以在教室裡東倒西歪、咀嚼零食甚至隨意插話，兩種截然不同的教育秩序的背後，事實上就是“規矩”和“方圓”的辯證問題。當然，討巧的中國人很善於用“度”這個哲學命題來解決一切理論問題，但問題在於，“度”的黃金分割點又在哪裡？在實踐中又何以保證它的恰到好處？
除卻世界性的共同難題之外，中國的現實背景下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教育的市儈化。具體體現為：教育資源的勢利化分割，教育不公的人為設定，教育人格的官僚化態勢，教育事業的產業化開發……等等。
作為國家基本資源的國辦教育資源本應屬於全體納稅人，由全體國民均沾。但事實上我國不少優勢教育資源的分配卻是由學生父母的官階和財富所決定，從幼兒園開始，受教育者就面臨著選擇上的優劣之分。馬丁·路德·金1963年在林肯紀念堂發表了那篇舉世聞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我有一個夢，我的四個孩子有一天會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不是根據他們的膚色而是根據他們的品德與性格來評判他們。”“黑人的孩子們與白人的孩子們會手牽手走在一起情同手足。”今天的我們仍不得不延續這樣一個夢：“平民的孩子和官員、富商的孩子手牽手走在一起情同手足，社會將根據他們的就讀方便平等地分配教育資源，根據他們的品德和性格來進行更趨人性美好的教育和高一級學校的選拔。”
我國的教育不公現像不僅僅體現為對優勢人群（像北京地區的高考錄取分數線就比某些省份低一兩百分）的不合理關照，也體現為對學習不利人群的淡漠。人的潛力和發展方向的多樣性被考試分數簡單劃定，職業中學相比於普通中學、職業學院相比於普通高校，在國家的投入力度、政策關懷、輿論導向各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語，人為地設定了精英教育下的“次等生”和“失敗者”。事實上，一個好的教育制度下是沒有失敗者的，只有不同方向、不同選擇下的學習者。
學校的官僚化建制算得上是中國最落後的特色之一，盡管近年來在大喊取消學校的級別，但實際推行的過程卻是極為緩慢的。更重要的還不僅僅在於行政化的等級級別，更在於庸俗的官僚化思維已經浸淫於不少教育管理者、教育工作者的頭腦之中，自由、獨立的教育人格成為日益陌生的理念，甚至像童話一樣遙遠。像蔡元培、梅貽琦、張伯苓、傅斯年、胡適、馬寅初那樣有自己教育理想、不屈從權勢的教育家越來越難得一見，乃至於有人嘲諷說“中國的校園裡只有官員，沒有教育家”。即便是被我們寄予厚望的名牌大學的校長們，我們看到更多的還是他們亦步亦趨的官員姿態和腔調，而圍繞在校長們身邊的，更是一群以提升職務和職稱為目標的大大小小的處長、科長們。曾經有老教授祝福北大，“希望北大辦得和從前一樣好”。但如果北大仍是一個官僚化的機構，它可能像從前一樣在“兼收並蓄、兼容並包”的旗號下聚攏那麼多文化精英嗎？更嚴重的事實是，官僚化的價值判斷已經深入到受教育者的思維之中，六七歲的孩子們從一入學開始，就有了班干部和等級高低、關系親疏的概念，就懂得誰管誰、誰歸誰管，甚至懂得了請客送禮、向老師告密這些成人化的庸俗套路。在小學生都開始在名片上印上“常務副班長”頭銜的時代，再樂觀的人都不得不承認我們的教育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正是從對以上三個方面的弊端的認識出發，我對職業教育和民辦教育的興起抱著極大的期望。坦率地說，此前我也一度對職業教育和民辦教育有著偏見，直到我較多地接觸到黃炎培、梁漱溟、陶行知等職業教育家們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實績，尤其是當代職業教育家、前國家教委職教司司長楊金土先生關於職業教育和民辦教育的一系列論述，使我深刻認識到，職業教育不僅僅是謀生的教育，它對教育公平的促成有著不可低估的意義。教育不僅僅是高分生的事，不僅僅是有錢人的事，不僅僅是家庭和個人的事，它是供全體國民共享的學習資源，對國民教育權利的保證與促進理應是現代政府主要的甚至是首要的職責。理想的教育模式之下，每個學習者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每個人都可以平等地、有尊嚴地獲得受教育的機會。而在當下，隨著民辦教育（尤其是民辦職業技術學校）的興盛，在單一正統教育模式下的學習不利人群獲得了更多的學習機會與發展可能。從這個意義出發，沒有行政級別，沒有歧視性分數劃定，也沒有“政績工程”指標的民辦教育倒更有可能產生真正的教育家。當然，前提是辦學者需是真正致力於教育事業、有著教育理想和社會責任感的有識之士，而不僅僅是一個“教育產業化”的投機者。
由黃世平先生等人主編的這套《大國崛起之魂》叢書，為新興的民辦教育機構鼓與呼，並較為系統地探尋其創建者、主持者的工作履痕和時代意義。入選人士涵括湖南省的高等教育、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幼兒教育、特殊教育等各領域的優秀代表，較有典型意義地反映著湖南民辦教育的概況和展示著湖南民辦教育家的風采。我想，這項工作的意義甚至可能超越編撰者最初的想像與預期----當然，這取決於入選的這批教育家教育理想的大小和教育誠意的多寡。
民辦教育雖然也有其利益上的要求，但和其他產業終究是不一樣的。因為它的對像是人，而人最重要的是其和諧、全面發展。寄望民營教育家們擁有更為開闊的胸襟和為時代擔當道義責任的自覺，避免公辦教育的種種弊端。在此，筆者願以愛因斯坦《論教育》一文中的名言與本叢書的編者及入選主人公一道共勉：
“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並且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只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