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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斷羅湖橋

2008年03月06日
魂斷羅湖橋
楊恆均
羅湖橋是連接香港和深圳的一個小橋梁,橋的兩頭分別設有香港和深圳海關。橋分上下兩層,從香港進入深圳走上面一層,從深圳進入香港通過下層的橋。

香港是1840年鴉片戰爭時,清政府在英帝國主義槍炮脅迫下,被迫割讓給英國的人的。教科書上聲稱,割讓香港給英國人標志著中國近代屈辱歷史的開始。1949年共產黨奪取中國大陸的政權後,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派兵搶回香港和澳門,隨後韓戰爆發阻止了解放軍攻占台灣,結果形成了持續至今的兩岸三地政治格局。

香港能夠順利回歸,要歸功於高瞻遠矚的“一國兩制”政策。“一國兩制”是鄧小平政治智慧的最高結晶,當然首先應該歸功於他本人。然而,“一國兩制”政策的提出不是沒有客觀原因的。當時無論從公開的意見征詢還是秘密的情報收集得出的結論,一直支持這樣一個判斷,那就是如果不承諾保持香港的制度不變,中方到時收回的將是一個“空港”,或者“臭港”,甚至是“死港”——各方當時都希望回歸後的那塊地方仍然是一個“香港”。

我是1992年被政府派到香港一家中資貿易和旅游公司任部門主管。這之前出國公干時,我兩次經過香港,但都是匆匆而過。這次我是來工作,是要長期住在香港的。當時中資機構的主要任務是做生意,但其領導干部幾乎都有“維護香港穩定繁榮、確保香港順利回歸”的不言而喻的任務。我是學習國際關系的,又有扎實的英語基礎,加上工作後表現不錯,很快入黨和提干,使得我在年輕人中脫穎而出,獲得了二十多歲就駐外的機會。

一到香港我就知道自己是多麼幸運,當時在國內的工資只有不到兩百元,一到香港就拿到將近一萬元的工資。不久我還發現,除了我和其他一些真正干事(做生意)的專業人員和中級主管外,從大陸外派出來的中資機構的領導干部幾乎都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弟,或者和各省高級干部沾親帶故的。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由於大量的中資機構進駐香港,使得香港配給大陸中資機構工作人員的工作簽證名額供不應求,輪到我這個級別的干部過去時,只能持多次往返簽證。多次往返簽證就像現在的通行證,持此簽證的人在香港住滿十五天時必須出境一次,以便重新進入時再次得到停留十五天的停留簽證。當時離香港最近的處境地是澳門和深圳。到澳門的船票貴一些,深圳不但火車票便宜,而且過去後的消費也相對較低。

就這樣我和連接深圳與香港的羅湖橋結下了不解之緣。回顧我前後在香港工作的四年多時間裡,雖然見證了“香港之死”和香港移民潮、中英爭拗、兩地經濟大發展以及香港回歸,可到頭來,給我留下印像最深的竟然是那座小橋——就是我平均每個月都要來回兩次的羅湖橋。

至今我還記得第一次、第二次踏過羅湖橋的情景,我彷彿還能夠聽到每一次走過羅湖橋時自己的腳步聲和心跳聲,羅湖橋周末擁擠的人流至今還歷歷在目——

記得開始的那些日子,每次踏上羅湖橋都有一種新鮮感,特別是看到身邊提著大包小包匆匆而過的香港居民(當時深圳居民出入境還不是那麼方便),我都有一種莫名的興奮,想到香港即將回到祖國的懷抱,一百多年的屈辱歷史最終將要劃上句號,而我不但將見證歷史,而且還或多或少地參與其中,我忍不住昂首闊步,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牛逼烘烘。不過沒過多久,我心中開始產生了不安,我開始感覺到羅湖橋連接的那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第二年,當我一次又一次踏上羅湖橋時,我的興奮和自豪感漸漸消失了,我沒有讀很多書,也沒有思考更深的問題。可是,我卻憑直覺感到不對勁。我開始對照、思考腳下的羅湖橋連接的同一個中國的兩個部分——這截然不同的這兩個世界,我也開始學會敞開胸懷,試著去了解香港和香港同胞。我原以為我在認識和思考香港,其實我卻是在思考我一直生活其中的大陸……

第三年,一次次走過羅湖橋的我心中生出越來越多的疑問和痛苦:香港要收回到祖國懷抱了,香港市民為什麼充滿恐慌?鄧X小平為什麼再三答應要保持香港制度不變?香港的制度到底優越和吸引人在什麼地方?……我當時的想法很幼稚,但卻是最真實的想法。八十年代充斥在大學校園對制度和文化的反思對我的影響有限,我這人不見棺材不流淚,一切以眼見為實。再說,從我咿啞學語就被反復不停被灌輸的那些大陸最偉大、全世界都在受苦受難的觀念實在已經深入骨髓,不是靠一些人的演講和幾本啟智的書就能動搖的。

直到今天,很多老朋友老同學和老同事會不時冒出這樣一個問題,楊子,到底是什麼促使了你思想上的變化?你又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化的?

如果一定要說個時間,我想就是在我一次次踏上連接兩個世界的羅湖橋;如果一定要說出個地方,那就是羅湖橋。也許我已經被教育成一種人了,但我始終認為自己的本性是“從善如流,嫉惡如仇”。眼前的兩個世界不可能不引起我的思考。香港是一個法制的地方,也是人民享受充分自由的地方,有了這兩點,這裡貪污腐敗無法萌發更無法成長起來,港民安居樂業、和諧相處……。

可是,這一切該歸功於誰和什麼呢?在感情上,我無論如何是不能把這一切歸功於帝國主義英國的。而且,英殖民主義者並沒有拿錢來建設香港,他們當初帶來的只不過是一種有別於中國幾千年歷史的殖民制度,這種制度與時俱進,演變成一種尊重人權、尊重個人自由,講究法制,人民不但充分享受言論結社和出版自由,而且還擁有一定的監督政府的自由和權力……把這一切和羅湖橋這邊的大陸相比,不用我這個深入其中的體制內干部,就算一個外人,一個文盲也能看出來,我們這裡是一個缺乏人權,人民沒有言論和出版自由,政府的絕對權力不受限制,每天每時每刻都在產生絕對腐敗……。

我是作為一個年輕有為的共產黨人思考這個問題的,我的內心痛苦和掙扎至今還留有痕跡。有那麼一段時間,我甚至認為,收回香港並沒有洗刷掉我內心深深烙上的恥辱,收回一個比大陸任何地方都繁榮、文明、自由和法治的香港才是我們內心更應該感覺到羞辱的。畢竟——當初割讓香港給英國時,香港只不過是一個人煙稀少的臭港……。如今,香港人要回歸祖國了,可是卻憂心忡忡,弄得鄧X小平不能不向人家承諾“五十年不變”——這是否也能算上是我們中華民族屈辱歷史的新一頁?

如果我們還沒有完全的麻木,那麼在香港回歸十周年歌舞升平的氣氛中,我們至少不應該停止思考,自由和獨立的思考!

彈指一算,去國已經十年,可是卻仿佛始終在羅湖橋上踽踽獨行,心中也始放不下那座小橋兩頭的土地和同胞。

這些年,我開始以各種形式(包括寫小說等)抨擊集權和落後體制弊端,抓住一切機會提倡政治改革,最近又建議把香港的法治和自由(言論和媒體自由)引進到大陸的上海、廣東等地),有好朋友問我,你到底是出於什麼目的?我告訴他們,我的目的和我二十年前參加工作、加入共產黨時一模一樣,我想中國變得強大,人民變得幸福和富強。朋友笑說,那麼偉大和無私?我說,你恰恰錯了,我是最自私的,我無論走到哪裡,都無法改變自己和子孫後代那張中國人的臉,只有中國真正強大了,不但大國崛起,而且人民也富裕和活得有尊嚴了,我才能真正從內心牛逼起來。我就是這麼自私的。

普通老百姓對外面那個“最不壞的”民主政治體制所知有限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很多精英,包括我認識的那麼多華人華僑,他們都把自己的子女放在海外,卻在那裡幫著某些國內的精英和權貴鼓噪外面的制度不適合中國,可見他們自己和自己的子女倒是很合適這樣外面的制度。

還是說到香港,香港人在英國人的體制下過得和諧得很,這次選特首也讓大陸人開了眼界。
其實,對於中國的精英,中國目前的機會(包括一夜暴富,發財,升官,甚至玩女人)確實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然而,普通老百姓呢?

精英們應該明白,他們自己也許有能力在腐敗和不公正的體制中,靠不那麼光彩或者不那麼光明正大的手段爬到高位,從而用特權和損人利己的方式讓自己的家人生活富裕、享有特權,但沒有人有能力保證他們的子子孫孫都享受不受人欺負的人上人的特權,只有一個人民自己創造、為了人民存在和服務於人民的民主的社會制度,才能保證所有的人生活在公平、合理的環境下。

1997年香港回歸後的第二個月,我離開香港來到美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智庫任資深研究員,我認為我已經弄懂了香港,我需要了解更廣大的世界。

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個決定,至今還有朋友不理解。當時我已經成功從政府部門脫出,開始在香港做生意,也積累了一些經驗和人際資源。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拋棄一切,要到一個完全陌生(甚至語言都沒有完全過關)的地方去搞學術研究。我其實哪裡知道什麼學術研究?

可是我還是選擇了這條道路,如果要找原因,大概也是因為羅湖橋,羅湖橋已經把我的魂勾去了,從那以後,我有點失魂落魄了。羅湖橋讓我認識到這個世界這麼大,自己的認識又是如此膚淺,我得找機會多走一些地方,多走過和認識一些類似的像羅湖橋——連接世界各地,連接不同的世界……

很多人當然不必像我這樣,他們比我聰明,也更有悟性,他們靠幾本書就能認識到真理。我不同,我早已經不再相信任何人告訴我的,我必須靠自己去感受。你說西方的民主制度好,好在哪裡?怎麼個好法?我一定得自己住在那裡用耳朵和眼睛去體會,用心去感受。同樣的道理,當我說香港的制度好的時候,有我在那裡生活四年的經歷支持我的結論。

也只有深入到某地和某種制度,你才能從內心感受到好壞和優良。我見到太多吹捧西方制度的人,其實他們只不過從書本和報紙上看到了一點皮毛而已,一旦到了那個國家,最不能適應的就是他們,一旦參入政治活動或者有了點小權,最先暴露原形的也是他們。這些人一個個平時高調之極,遇到一些挫折就垂頭喪氣了。

多少年後,當我告訴朋友我當初去美國的原因時,幾乎沒有一個人相信,有些甚至認為我在編故事,還有說我“傻B”。向周圍看看,我確實有些傻。中國人出國有各種理由,但有幾個是要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為了所謂要去探索制度和思想的優劣的?再說,又有幾個自費出國的人會愚蠢到一頭扎進華盛頓這種政治和思想中心去搞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的研究呢?

我就是這樣的傻B 了,而且一點也不後悔,人活一輩子,不就是為了活得明白?我認為我在一些事情上已經有些明白了,我堅決相信,無論中國走什麼特色的道路,最終一定會以法治和自由、民主為終點,而在法治和自由(包括言論自由、結社和媒體的自由)方面,羅湖橋那一邊的香港遠遠走在我們的前面,就是我們的楷模!我們不應該拉住她的後腿,而應該大踏步趕上去。

不要強調什麼客觀原因,不要說有多少阻力和困難,不要說人民有多愚昧,只要晚一天引進香港的制度到大陸,中國的老百姓就會多受一天貪官污吏的欺負,北京中央政府的威信就減少一天,同時人民的耐心又失去了一天……

一般多年了,回歸十年了,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大陸的同胞跨越過那座小小的羅湖橋?
在我心中,羅湖橋連接的不止是香港和大陸,而是此岸和彼岸。
如果一個人不再被愚昧、貪欲和殘忍擋住雙眼、蒙蔽心智,那麼他心中應該裝著一座羅湖橋,那麼,再朦朧的彼岸也不是遙不可及的。

寫於2007-5-3,修改於2007-6-30 香港回歸十周年

(楊恆均香港回歸十周年三記:《魂斷羅湖橋》、《把香港的制度引進到上海》、《香港,你準備五十年都不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