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主義 還地理學一份人情
作者：唐曉峰
我們說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行為的一門學問。但是人的問題在被人研究時，常常被搞得脫離了人之常情、人之常性。在眾多由人操作；「研究」中，在由人畫定的「模式」中，你我都是概念，是符號，而不是你我。
人有豐富的情感，而人的情感除了施之於人而外，用在地上的恐怕算第二多。現在「人地關係」是地理學的一個大題目，人與地之間的功利關係(這是一個老關係，即地利)、運籌關係(經濟地理最擅長)、生態關係(新興的環境課題)是著重研究的問題。這三類關係均立足於理性，有「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特點。但是，如果環境裡面的東西都是不依人的意志，而我們又總是在「不依人的意志」中活動，那我們還要意志幹嗎?人與地的關係之間，還有許多依人的意志、依人的情感為轉移的事情，這些是我們生存世界的一批重要內容，沒有這些東西，我們便與動物無異。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始，西方許多地理學家認真對待了人的意志、情感的問題，形成一股學術潮流，匯合時代意識，開出新風。在這一來勢相當猛烈的西方地理學術潮流中，一位領軍人物居然是個瘦小的華人。這便是段義孚。
在西方，華裔社會人文學者不像理工科學者那樣容易進人學術理論的主流，原因很多。華裔社會人文學者多以研究中國見長，其學術聲譽都來自對中國具體問題的研究。美國有人說，在社會人文學界裡，常常是黑人研究黑人問題，婦女研究婦女問題，中國人研究中國問題，只有白(男)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問題)。這種說法聽起來不舒服，但近於事實。不過，在段義孚這裡卻有所不同。段義孚雖是出生在天津的中國人，但他研究的問題是貫通整個學科的基本理論，在西方人文地理學界，無論是誰，不拜讀段義孚的書，就不能完全融人二十世紀後一十年的學術話語。
段義孚一九三O年生於天津，後隨家庭到澳大利亞、菲律賓。成年後先在牛津讀大學，一九五一年人美國伯克利大學為研究生，一九五七年獲博士學位。之後，分別在印地安那大學、芝加哥大學、新墨西哥大學、多倫多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威斯康星大學教書。自任教於明尼蘇達大學始，段義孚在地理學上貢獻陡增，聲名鶴起。一九七三年，獲得美國地理學家協會授予的地理學貢獻獎，一九八七年美國地理學會授予，Cullum地理學勳章。
一九九八年，段義孚曾應邀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作「學術生涯」（life of learning）演講。「學術生涯」，是該大學高級榮譽演講的固定名稱，只邀請有重大貢獻的學者，此前地理學界只有歷史地理學家D．梅尼 (D．Meinig)受過邀請。段義孚在演講中回顧了自己的治學歷程，也特意提到早時中國生活帶給他的長存的感受記憶。段義孚注重人性、人情，稱自己研究的是「系統的人本主義地理學(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以人為本，還地理學一份人情，就是他的「地學」的特徵。
段義孚原來的專業是地貌學，但在伯克利時，也聽文化地理大師索爾的課，他自己的人文興趣向來盎然。無論是面對自然還是人文，他有一股強烈的情緒感受。他稱自己不喜歡蔽天無序的熱帶雨林，而喜歡坦蕩的沙漠，沙漠上可以清楚地觀日月，辨方向，而且一眼望去，數里之遙，去向目標明確，舒服痛快。關於城市，他感到紐約整齊的棋盤街格局對陌生人來說是友好的，一會兒便走熟了。而歐洲那種老城街道有欺負生人的味道，要「轉向」很長的時間。
或許就這樣，在後來轉為人文地理研究中，人的情感、心智的發揮總是段義孚觀察地理問題的出發點，他要以人為本，而人本來是有感情、語言、想法的。在將人扮作科學理性邏輯樣板的風潮中(六十年代興起的邏輯實證主義計量革命)，段義孚卻將人的種種主觀情性與地理景觀的豐富關係擺到人們面前，並進行了極具智慧的闡發，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目光。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Yi-FuTuan(他的英文名字)一名，蜚聲於世界人文地理論壇。
人對地的情感關係當然不只是觀沙漠、雨林那樣簡單，那樣單純得只有個人意義。最早，人對地的情感關係曾醞釀出重要的文明成就，我們不可不察。人類可以理性地耕種土地，規劃城池，但面對高山、大海、沙漠這些無法認識來頭、無法將其撼動、無法假其操作的東西時，人類最初只能以情感對之。比如，山脈的危乎高哉讓人首先產生敬畏情感，在此情感基礎上漸漸產生一系列敬山的思想與行為，敬山是人類古代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東西，加上通天的猜想，則更為之震懾，而戰慄景仰。
感受、抒發、興歎等情感行為幾乎佔據了對高山、大海的地理「認識」的主要內容，望洋興歎似乎是人們面對大海時的惟一反應，我們找不到多少古人關於它們的具有理性實踐意義的地理描述，而正是那些感性的描述與猜想，構成著人類關於這一部分地理的早期「知識」。
在人文地理方面，優越感(ethnocentrism)是每一個獨立發展起來的民族在想像其他民族時總要出現的一種初始情感，即使小如「夜郎」的國家，也有「自大」的原生優越情感，它與華夏民族對「蠻夷」的優越感、埃及人對尼羅河以外的人(埃及人說他們不屬於「人」)的優越感，都是一樣的東西。這種原生的優越感是早期宏觀人文地理觀念建立的基礎，因為大家都有優越感，所以許許多多民族(不光是中國人)都曾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這種優越感只有被現實反覆「挫傷」之後才會改變、消失。優越感的消失是一種情感的消退，而這一情感的消退才會為宏觀人文地理觀念的修正真正敞開大門。否則就會像中國士大夫面對利瑪竇的地圖一樣死不認賬。在感情的支配下，人寧可相信謠傳，「請面對事實」，則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
段義孚指出，愛與怕是人類情感的基本內容，而被文化轉化為種種形式。就「愛好」與「懼怕」這兩個重要主題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現，他各寫了一部書，一個是《戀地情結》(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另一個是《恐懼景觀》(Landscapesof Fear)。其中《戀地情結》是他的成名作，此書至今仍是美國各大學景觀專業的必讀書。Topophilia是由topo與philia合成，前者指地，後者指偏好。與其相對應的詞，是topophobia，表示對地方場所的恐懼。Topophilia一詞不是段義孚首用，卻是因他的詳盡闡發而大獲其名，成為人文地理學中的重要術語，收入詞典。
段義孚所關注的人類的「愛好」與「懼怕」，主要並不是那些繁榮壯麗或悲慘苦難的社會整體性的大喜大悲，而是在街道上、校園裡，在日常炊洗瑣事中，在男女老少的閒逛中所包含的與地方場所相對應的愛與怕，他說這些都構成人文地理的內容。正如他自己倡導的那樣，他成功地將「這些尋常事物後面的暗中關係、隱藏含義，以新鮮有力的語言揭示出來」。
戀地的本質是戀自我，當地方場所被賦予人的情感、價值後，人便與地「合一」。「合一」不是合在自然屬性，而是合在人性。(所謂「天人合一」也是同樣，不是合在自然生態，而是合在人類道德。)祖先下葬，是一種最明顯的人地合一，這個地方因此有了「根」的性質，子孫可以在這裡深情地下跪。這裡，情感是第一位的。在地理學中，如果排斥掉情感，則永遠沒有墓地的位置。墓地的情感狀況是複雜的，對一些人來說是親切的，對另一些人來說是恐懼的，但無論是誰，進入墓地就會動情。理性，在墓地沒有立足之地。
同樣，理性在迪斯尼等大大小小的「樂園」中也沒有立足之地。段義孚說，人有一種很不實際的毛病，喜歡打造「白日夢境」，在求實方面，人遠不如動物，動物沒有夢想。因為有「白日夢」的追求，各種美妙的樂園、烏托邦便在人文地理(人間世界)中出現。在這些「地方」，人們縱情歡歌，忘記自己的年齡、職務，忘記家裡難念的經、人生不如意的事。在這樣鼓動情感、丟棄理性的氣氛中，真實世界被粉飾了。
人對於環境存在美學反應(aesthetic response)，美學反應的方面很多，最終形成人的情感性世界觀。家鄉、故土、墓地、聖地、公園、海濱都是情感世界觀中的地點場所。現在這類內容都歸人文化地理的範疇。文化地理不僅僅研究各種文化項目的客觀分佈，對於某些項目，也應注意文化景觀所反映的情感類型。中國與西方都有墓地，如果只講項目類型，不講情感類型，則中西方的墓地就沒有什麼區別，而實際上兩者的環境氛圍是很不同的。西式墓地像公園，綠草如茵，石雕精美，環境幽靜，假日常有人來此消閒，佈置野餐，欣賞碑刻，甚至情人約會。在中式墳場裡哪能這樣。在香港一處西式墓地中需要掛這樣的牌子：「遊人湖保持寧靜以示尊重，並請勿嬉戲或生火。」在中式墳場則完全不用這樣的勸告。
在地理環境中，不可能存在沒有破壞的建設，破壞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主題。新的景觀在眼前，而舊的景觀卻只留在記憶中，進入記憶，於是就進入了人的情感範疇。對於舊景的記憶與感懷，每個人都不可避免。有力量的人可以為舊景在故地樹立紀念碑。我們如果將所有的紀念碑標在地圖上，便出現一份情感地圖，人們按圖索驥，徘徊各處，會有一番情感滿足。
人與「地方」的情感關係很多很多。可以說，面對各類「未知」地區，人類其實都是與其發生情感關係。而在這些情感關係中，恐懼是最主要的主題。陌生產生恐懼，恐懼則又必然產生要克制、調節恐懼感的進一步的心理行為，在這些心理行為中又常常附有「發明創造」。中國古代「風水」中，有許多是情感心理的調節術，它尋找地理景觀中已知的、並被符號化的安寧、太平、興旺的代表因素，經過選擇和人工附加，將它們組合為具有鎮、壓、克、勝力量的新景觀結構，從而達到戰勝恐懼感的心理作用，獲得情感成果。所以，越是陌生，越是不自信，越是有恐懼感，就越芥易信風水說，行風水術。
人對於環境反應的內容是複雜多範疇的，在這個主題下，看起來不相關的學科，如哲學、心理學、城市規劃、景觀構建、人類學都可以「友情鏈接」起來，段義孚的視野正是這樣寬闊。在人的環境心理分析上，他是高於、大師，人們說，段義孚是地理學家，也是優秀的心理學家。美國心理學界的確授予段義孚學術獎，段義孚自己謙稱這是「偶然的」，而事實上這一點也不意外。
人是在群體中生活的，但有著個人感受、個體意識，段義孚以此為線索，考察了個人隱私空間的發展。在歐洲，中世紀的生活是公眾的、公開的、社交的，缺乏隱私，即使是家中的餐桌也彷彿是公開的，也須端正儀表：段義孚說：他們「有自我，但沒有自我意識」。十九世紀晚期，個人隱私發展，歐洲房子達到了「分割性」的頂點，房間各備功能，還包括「僅 供個人與他的書和他的思想獨處」的小室。
段義孚所討論過的人與環境的問題很多，且饒有趣味，因為他就從你的身邊說起。當然他的趣味來自於他的智慧，許多許多是你見到卻沒有想到的。他的人本主義就是這樣與人切近，不尚高遠，但求深省。Humanistic(人本主義的)一詞在地理學界，與Yi—FuTuan一名密切聯繫在了一起。
人本主義在地理學中的提倡，大大豐富了人文地理學研究的「厚度」。以歷史地理研究為例。西方一些歷史地理學家由此指出，歷史地理學可以研究三種歷史環境(包括自然與人文兩方面的)：一，由文獻與景觀記錄的真實環境；二，由過去規範理念描繪的抽像環境；三，由過去人們所體驗的感知環境。我國歷史地理學界，主要研究興趣都是集中在對第一種歷史環境的復原，這種研究講求實在，不尚發揮。第二種環境的研究屬於地理思想史的範疇，我國已有人研究，少數大學裡也有這樣的課程。地理思想史的研究對象，不是地表，而是地理觀念的群體，有更強的時代特性與社會性。對於第三種環境的研究目前尚少(所知有復旦大學博士論文，從古代詩歌看古人的環境感知)，而此類研究恰與人本主義的關係最密。這類研究多涉及人的心理，不易把握，搞得不好還有臆測之嫌。
的確，人本主義地理學談論的，大多是總體性的理解，而較少個案研究。即使如此，整體性的理解還是需要的。人本主義學說提醒人們不要忽視人的理念與體驗。因為環境不是單純的客觀的「存在」，而是人們行為的外部依據，所以是「行為環境」。對行為環境的研究提供了理解行為的重要參數，也是解釋景觀變化的關鍵。在弄懂景觀之前，我們必須理解人和他的文化，我們必須理解他所具有的身體和心理的限度，正如普林斯所說：「我們必須知道他的文化為他規定了怎樣的選擇，知道他周圍的人加給他怎樣的規矩。」
(Yi-Fu Tuan：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and values，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1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