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白玫瑰在我們的土地上開花，但這只是個開端，
不論是「法官法」、「法官及檢察官評鑑法草案」、「司法官法草案」…的排定
或者是防暴三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法、性騷擾防治法）的修訂，
這些都牽涉到太多太多的專業，非我們努力一兩天就可以了解的，
制定法律、辦法，這些是需要高度的專業及智慧，
只期望立法院諸公，不要為了選票而修法，不要為了名聲而高調，
期望那些有權有能力的人，可以將人民放在心中，而不是選票，
不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訂個可以博得名聲，但卻遺害我們孩子的法案，
也不要因為部份法官的判決而完全否定其他法官的表現。
在法律面，我認為應該交給專家來制定，過多的意見反而會造成包袱，但在制度面，我個人有些想法：
一、 被害者的意願及保護
從統計數字來看，大部份的性侵加害人是被害人的親人，我相信在統計數字之外，有太多的可憐孩子仍處到地嶽深淵，或許她們還小，也或許她已懂事，但為何這些孩子在事發當時，不願意出來指證，是因為親/威權還是因為經濟權，而我們該如何鼓勵這些孩子們能勇於站出來，
1. 親權：怕說出來親人就要分開，家就不成家，或者家人昧於事實的態度讓她不願開口。
當家庭教育不彰時，學校教育及關心是非常重要的，雖然學校有輔導機制，但這些是處於被動的，能夠第一時間發現應該是級任老師及同學，是否能有評鑑方式可以將對學生的關心程度列為考核項目，是否能有獎勵制度來鼓勵老師能舉發家庭異常，人都是需要激勵的，老師也是，從教育的第一關做起，相信比任何努力都還有成效。
2. 經濟權：加害者本身是家庭中主要經濟來源，為了有口飯吃，不願開口。
政府急難救助金的申請通常是短期或有限額，但經濟支柱的喪失不是短期就可以解決，如何提高救助金的金額及期限，如何輔導有工作能力者就業，我相信政府都有在做，但如何提高成效及擴大適用範圍，應該可以再深入討論。
二、 社會價值觀的扭曲
「在這次鬧劇裡竟還有號稱被性侵的被害者及家人，因沒有證據或證據不足加害者被判無罪，而大聲喊寃來湊熱鬧的！」「性侵妳（你）說了就算啊？有沒有聽過仙人跳啊？」這是在那位狼先生的文章中截取的文句，雖然很刺耳，但這可能是很多人的想法：
被性侵，一定是妳行為不檢，衣著暴露
被性侵，或許是妳自己自願
被性侵，誰叫妳自己不拒絕
被性侵，誰叫妳自己活該倒楣
在這種被性侵是被害人的錯，或者是被害人也要負一部份責任的氛圍下，有誰願意出來讓大家”觀看””指教”，我們的社會需要再教育，為何揮之不去的沙豬及父權思想總是存在於某些人的心中。該如何重塑社會對被害者的認同度，「受害並不可恥，可恥的是加害人」，拿掉有色眼鏡來看待被害人，被害者要的不是保護，而是自我價值的重新認定，這是需要是要公益團體來領頭，還是由政府來起頭，輿論的支持在改造的過程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三、 專家證人制度
專家證人制度在先進國家行之有年，國內刑事判決也經常或有所借用，但法院所接受的專家證人通常侷限於醫學、彈道分析，在於心理諮商、兒童心理的專家意見反而借助者少，「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中對於未成年的受害人有明文規定由”志工”陪同，但志工的專業是否可以正確指引孩子們講出心中的痛，專家的介入及輔導，在受理及孩子療傷過程是必要的，全程參予的專業人士其證詞應在法庭上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但”專家”的條件及臨床經驗的限制，應該正式被規範且重視。
四、 加害者的管控
梅根法案對於加害者的通報及社群的管理有一定的規範，但在台灣，由於人民法治觀念的不落實，人民任意遷徒，社群關係淡薄，其實通報僅能做為警政單位的控管，警政及司法機關應思考該如何管控這些行為偏差的加害人，電子腳鐐已無法監控下，是否仍有更新進的方式可以掌握行蹤，是否可為假釋條例除外條款（不得申請假釋及特赦），是否可以限制住居，是否可以化學去勢（針對心智無法控制者），是否可以限制工作性質…，若在考量人權的狀況下，政府就應考量如何讓人民免於恐懼
五、 社工質與量的提昇
目前台灣每位社工平均服務14,500人，這代表的是什麼？內政部長提出6年內，將社工人員人力擴充一倍，降低後也是7,500，對社會需求而言是夠還是不足，人不是機器，愛心及耐心也有耗盡的一天，社工的工作是持續性的，是需要高度敏感度的，如果不能給予資源及支持，社工將只是個工作而以，對於受害人的關懷也將流於表面，現政府願意正視也願意支持，地方政府也應該充分重視，對於統籌分配款或公益彩券回饋金，是否可以分配部份預算支持社福，或援助受創傷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