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作業的迷思
作者：艾菲•柯恩
簡介：
家庭作業的迷思——為什麼要有回家功課？
功課愈多愈好嗎？寫功課真的可以強化學習動機、培養自律習慣嗎？
本書打破家庭作業的諸多迷思，引領讀者思考正確的學習觀，幫助學校家庭終結回家功課的戰爭。 是表明立場，做出改變的時候了！這是關心學習的家長和教師，必讀的一本書！
以下內容出自天下雜誌出版之《家庭作業的迷思》一書
(http://www.mdnkids.com/homework/index.shtml )
失去的童年
孩子在學校度過一整天大半的時光，回到家總還有功課得做。一旦停下來好好想想，就會發現這件事十分耐人尋味，但更耐人尋味的是，鮮少有人真的停下來仔細思考這一切。
「寫家庭作業」幾乎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地，我們不僅得去問這件事到底有什麼好處，更需要去研究為何它被視為如此的理所當然。
人們總是假設「寫家庭作業」可以帶來較高的學業成就以及提升諸如自律和責任感等美德，然而，目前卻沒有充分的證據可以支持這個論點。正如本書稍後所提的，支持的數據不是相當微弱就是不存在。即使如此，人們還是很少嚴肅、認真的討論家庭作業的必要性，家庭作業的需求也不曾減少，甚至回家功課還愈來愈多了。
家長聚會時，經常會談論到家庭作業。親師會面時，不論是個別或整班晤談，家庭作業也是頭幾個被提出來的主題。如果想要讓一場家長會座無虛席，只要承諾在會議中將建議如何處理家庭作業的問題，便能輕鬆達到目的。
同樣的，解決家庭作業困擾的書籍似乎總是有市場，書名通常如下：《家庭作業妙方：讓你的孩子乖乖寫功課》、《成功做完家庭作業的七步驟》。
家庭作業這個議題很明顯有其嚴重性和迫切性，也讓許多人感到挫折、迷惑，甚至憤怒。但是，儘管內心擔憂焦慮，卻幾乎沒有人質疑校方是否應該繼續出家庭作業。
請看看以下引自《父母》(Parents) 雜誌的一個段落：
如果孩子沒被要求去學習毫無用處、毫無意義的事情，那麼一般的學科是完全不需要家庭作業的。不過，一旦學校要求孩子記住幾乎不重要或一點也不重要的大量資訊，學習將變得緩慢而痛苦，校方因而必須轉向家庭尋求協助，收拾他們
自己製造的爛攤子。
該篇文章刊登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號的雜誌上，作者華許伯恩 (Carleton Washburne) 是一所學校的督察，他辭世之後，家鄉伊利諾州維內卡鎮 (Winnetka) 的一所學校甚至以他為名，彷彿要讓世人明白，從那時開始人們的態度已經有了徹底的轉變，諷刺的是，現在人們瀏覽華許伯恩學校網站，所留意的第一件事就是「家庭作業相關連結」。
當今主流報章雜誌的讀者都相當清楚媒體是如何處理家庭作業這個議題。舉例來說，二○○四年二月號的《父母》雜誌刊載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完全同意所有孩童從一年級開始都應該有家庭作業，並且還進一步提供實際可行的建議，幫助孩子「專心完成」指定的回家功課。
任何一個對那些建議感到不滿的人，可能會相當懷念一九二○到四○年代較常出現的尖銳批判和革新思維。可悲的是，似乎時至今日，我們還必須和當年的華許伯恩及其同僚一樣，提出相同的辯論，來對抗不變的做法和假設。就一般學校教育而言，革新的理論不時在專家學者之間激起一陣漣漪，卻從未真正進入大多數的美國課堂之內。學者態度的轉變，甚或一般大眾態度的轉變，不一定代表學生的家庭作業數量將會出現巨大的轉變。我們常會對於「討論了什麼」和「做了什麼」有所混淆。
家庭作業的數量
過去二十年，最驚人的趨勢是人們給予愈來愈年幼的孩童，愈來愈多的家庭作業。
不久之前，某些學區之間還有一個非成文的共識：三年級之後的孩子才有家庭作業，如今甚至連這些學區都放棄了這樣的想法。當今，鮮少有教育工作者有足夠的勇氣去質疑，一年級學生是否真的需要功課。一項針對全美數千個家庭所做的長期調查發現，六至八歲的低年級學生在特定日子被指派家庭作業的比例，已經從一九八一年的百分之三十四攀升到一九九七年的百分之五十八，而他們每週在家用功讀書的時間也多了一倍以上。
二○○二年，這項調查的結果更新了。低年級學生在特定日子被指派家庭作業的比例躍升到百分之六十四，而他們花在寫功課的時間又增加了三分之一。這些數據不但證實了小學生的家庭作業愈來愈多，而二○○七年的調查數據更顯示六至八歲學生被指派家庭作業的比例，幾乎和九至十二歲的一樣。事實上，家庭作業甚至變成「幼稚園活動的一部分」，二○○四年《教師》(Teachers) 雜誌的一篇報導指出：「有些父母談到，對不久前還需要午睡才能撐到晚餐時間的孩子而言，每天晚上寫回家功課太難熬了。」
到了分科系之後，有時在高中的前幾年，因為老師間沒有協調好，出作業時，沒有考慮到其他科目的教師是否已經給了作業。許多青少年的父母指出，相較於自己那時代，他們對孩子要做這麼多的回家功課感到驚訝。他們也對家庭作業內容遠比以往困難感到不解，尤其是那些為了進入一流大學的高中生所準備的課程。
針對年紀較大的學生所做的調查數據很混亂，一切經常取決於問題如何被架構。十三歲的學生說「昨天」沒有回家功課的比例大幅下降，從一九八○年的百分之三○降至二○○四年的百分之二○。針對十七歲青少年所做的調查結果也是如此，從百分之三十二降至二十六。美國教育部二○○五年的研究分析指出：
學生每天做家庭作業的時間沒有明顯改變。相較於一九七八年的學生，一九九九年，十七歲學生說他們做數學作業的百分比更高。相較於一九八四年的學生，一九九九年，九歲和十三歲學生每天為上課或家庭作業閱讀二十頁以上的百分比更高。然而，十七歲學生每天閱讀的頁數並沒有明顯的改變。
與國際間的數據相對照，一項一九九五年所做的研究發現，相較於大多數參與這項調查的其他十九個國家，美國十二年級的學生花較少的時間做家庭作業——美國十二年級的學生一個晚上花一點七個小時寫功課，而其他國家的學生每個晚上花二點七個小時做作業。這個結果可能和同一調查的另一個發現有關，即美國高中三年級學生一天平均打工三小時，大約是其他國家高三學生的三倍。
另一方面，美國教育部在一九九八年的報告指出，選修高等數學和科學課程的美國十二年級學生「有家庭作業的頻率比國際平均值高。」而二○○五年發表的一項全美調查結果更令人驚愕，「就七年級和八年級的數學課程而言，美國目前躋身家庭作業最密集的國家之列。」
最近，一些極力支持家庭作業 (有時候他們也支持其他傳統教育政策) 的作家聲稱，美國學童的家庭作業事實上太少，因而吸引大量媒體矚目。他們主張，如果我們擔憂作業過多，甚至擔憂年紀較輕的孩子的負擔愈來愈沈重，實在是白擔心了。有趣的是，在日本的一些教育界人士，最近針對他們的孩子做出相同的聲明，有時甚至提出如下的警告：日本學童逐漸落後於勤奮向學的美國學生。
數據總是被選擇性的引用來支持這樣的結論：家庭作業的負擔真的沒有那麼繁重，學生能做更多的功課。但是，要每天傍晚眼睜睜看著孩子艱苦奮戰的父母接受這個論點，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許多學者和媒體指出，如果美國學生的家庭作業真的少於其他國家 (或少於他們的祖父母) ，那當然是件壞事。但是為什麼是壞事呢？大家究竟為何如此擔憂家庭作業過少或甚至沒有家庭作業？顯而易見的，我們需要小心謹慎的檢視調查的數據，並好好評估正反兩面的論點。以下便是本書主要想探究的兩大問題：
一，持平而言，家庭作業有沒有好處？
二，為什麼沒有好處？
家庭作業的衝擊
關於家庭作業最常聽見的抱怨，是下面這五個基本問題。
一、父母的負擔。
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教授蓋瑞．納里羅 ( Gary Natriello) ，曾撰寫過論文來支持家庭作業的價值，而且一直以來也都認同家庭作業有其可取之處，即使他沒有深入去探討這樣的想法。直到數年後，他「上小學的孩子開始把作業帶回家」，他才開始了解到爸媽必須為家庭作業付出多少的心力：
「父母不只要幫孩子安排時段和地點來完成家庭作業，還要弄清楚家庭作業的指示並檢查進度。老師非常嚴肅的看待家庭作業，讓回家功課充滿了挑戰，而非只是例行公事，他們每天檢查，並認真給予回應。」
甚至連「例行的功課有時候也有指示，而這些指示對父母而言，是難以理解的，」
納里羅發現，愈有創意的作業，往往造成父母愈大的負擔。「這些功課需要父母之一充分休息、頭腦清楚之後，才可能協助孩子，但對雙薪家庭而言，這通常是不可能的。」許多父母工作結束回家之後，唯一做的事就是監督孩子寫家庭作業，彷彿這是他們的另一份工作。
二、孩子的壓力。
某個充滿挫折的父親表示，家庭作業是「加諸於父母身上的詛咒」。當他在孩子面前如此宣稱，孩子回嘴：「如果你認為家庭作業對父母很困難，那麼你應該來當當學生，你就知道有多可怕了。」大多數殷切的父母可以出面作證，孩子長期因為家庭作業感到挫折——他們淚眼汪汪、緊張和厭煩。雖然有些孩子比起其他人更能處理每日接踵而來的功課、準時交作業、交出讓老師滿意的作業等等所帶來的種種壓力，但是對多數孩子而言，多到可怕的家庭作業是痛苦難熬的。套用某位父母所說的，家庭作業既「打擊那些努力奮鬥的孩子，也剝除了表現優異的孩子的學習樂趣。」寫家庭作業常讓人感覺像場耐力賽。「對我兒子來說，上學是工作，」一位母親這樣寫，「在結束一天七小時的工作之後，他精疲力竭。但就像一天輪值兩班的工人，回到家之後，他必須繼續撐下去。」然而，精疲力竭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對一年級小學生而言，心理上所付出的代價是永遠的，他們不僅對於學習單感到困惑，同時也發現自己不喜歡放學之後，仍要乖乖坐著寫更多功課。
在高中生身上所發生的情況就不同了。他們被淹沒在永無止境的化學、文學、法語、歷史和三角學作業之中。一位父親哀嘆：「對上十一年級的孩子來說，在所有家人就寢之後繼續熬夜，在我們睡醒之前起床，這一點也不稀奇。」二○○二年一項研究發現，高中生寫家庭作業的時間和他們的焦慮、抑鬱、憤怒及其他情緒波動有直接相關。年幼的孩子會突然大哭，青少年則會試著用更惱人的方式來排解壓力。
如果家庭作業對父母來說是困難的，那麼孩子也會覺得困難。這兩者會相互影響。例如，如果父母感受到來自學校的壓力，想確定自己的孩子認真用功、不落人後，那麼這些壓力也會傳到孩子身上。當母親覺得她的教養技巧受到質疑時，可以肯定的是，孩子將會承受相同的負擔。
溫蒂．葛洛妮克 (Wendy Grolnick) 及其同僚進行了一個有趣的研究，他們先要求三年級學生及其父母共同做一個功課，主題與詩的押韻有關。那些被告知孩子很快就要接受測驗的父母，支配控制孩子的程度會變得比較高。之後，再讓每個孩子獨立完成類似的作業，那些受到父母警告將有評估測驗的孩子，最後的表現不像其他孩子那麼好。
三、家庭衝突。
除了對親子關係造成的影響之外，家庭作業的負面衝擊，特別是為了確定孩子準時完成功課，父母不斷的嘮叨、抱怨和吼叫，也影響了整個家庭。
某項研究提出，超過三分之一的五年級學生說「和父母一起做功課，會讓他們感到緊張。」另一個以一千兩百多名父母為對象的調查，其孩子的年齡從幼稚園到高中三年級不等，其中半數的父母指出，過去一年內，他們曾為了家庭作業和孩子有過嚴重的爭執，這包括了吼叫和哭泣。 (如此多人對陌生的調查人員坦承這些事，我們可以推測為了家庭作業和孩子起爭執的實際人數應該更多。) 此外，父母愈是想幫忙，孩子就愈緊張，而且孩子的學業也沒有因為父母的幫忙，得到明顯而長期的助益。
當作業特別難，或是指示不清楚時，親子之間更可能發生不愉快的衝突。「儘管我擁有多年專業經驗，」知名教育工作者妮兒．諾汀斯 ( Nel Noddings) 這麼說，「我經常無法理解，老師為什麼給二年級學生某些作業……我可以想像這些作業非但沒有拉近親子關係，反而讓家庭生活變得更緊張。」諾汀斯又補充說：「除了做作業時的掙扎之外，當作業成績不理想時，情況就更糟了！」對學業表現不好的孩子來說，家庭作業帶來了更大的壓迫感。寇特．杜德利馬林 ( Curt Dudley-Marling) 曾是小學教師，如今在波士頓大學 ( Boston College) 擔任教授。他訪談大約二十四個家庭，這些家庭至少都有一個學習不順利的小孩。從這些訪談中他發現，「家庭作業瓦解了家庭關係，並抹殺了許多家庭生活的樂趣。」以及家庭作業這「近乎難以忍受的負荷」，是怎麼讓這些孩子感到挫敗，他們投入數小時卻沒有太大的回報；同樣的，無論父母是否有督促或協助孩子，也都感到沮喪。「你最後毀了你和孩子之間的關係，」一位父親這麼對寇特說。
即使孩子可以跟上家庭作業的進度，可以和父母和睦相處，家庭作業仍以令人憂心的方式重塑和主宰家人互動的方式。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語言學家莉雅．溫格 ( Leah Wingard) 錄下了三十二個家庭在家裡的互動，之後仔細觀看錄影的結果，並分析誰對誰說了什麼，什麼時候說，以及怎麼說。
首先溫格發現，家庭作業這個話題幾乎都由父母提起，而且通常會在孩子放學回家後的五分鐘之內提出。當孩子回來，如果我們問的頭幾件事是「你有沒有回家功課？」那怎麼會不影響親子關係呢？我們是否應該好好想想，在整天沒有看到孩子之後，除了功課，還可以和他們說說什麼呢？什麼樣的談論或問題會讓孩子較開心的接受、感覺較受支持，甚或較有吸引力呢？
研究還發現，如果難得是由孩子先提起家庭作業，通常不是他開心宣布沒有功課 (或已經在學校做完了) ，就是他想徵求父母同意，去做某些事或去某個地方。「如果有家庭作業要完成，孩子就會以家庭作業來分配時間，並以此來判斷是否可以從事其他活動。」
這讓溫格感到十分驚訝。在這些互動之中，家庭作業同時被父母孩子視為一件需要去克服的事情。親子之間的交談，經常是環繞著有哪些作業、要花多少時間寫作業，以及如何安插其他的活動。
溫格的數據指出，即使家庭作業不是造成痛苦或敵意的主因，多少也讓家庭成員感到輕微不悅，但他們卻學習與其共存。
在溫格的錄影紀錄之中，有位父親吃晚餐時，知道女兒功課寫完了，便舉起手和女兒擊掌。然而在這個家庭或任何其他家庭裡，幾乎沒有針對家庭作業的「內容和要旨」進行交談。沒有父母問孩子：「這份功課有沒有幫助你了解這個題目？」或「你對正在處理的問題有什麼想法？」寫作業的重點通常不在學習，更別說從學習中獲得真正的趣味。家庭作業是某件要完成的事，除非完成了，否則它會不斷出現在家人的交談之中，成了每晚餐桌上不受歡迎的客人。
四、較少時間從事其他活動
家庭作業除了在親子或家庭互動上，帶來不愉快的影響，另一個顯而易見的狀況是：多花一小時寫回家功課，就等於少一小時去做其他活動。親子相處的機會減少了；純粹為了樂趣而閱讀、交友、運動、休息，或只是當個孩子的機會也減少了。
一九六○年代中期，美國教育研究協會 (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發布一項正式的聲明：「當家庭作業佔據了社交、戶外娛樂和創意活動的時間，當家庭作業佔據了睡眠的時間，它就不符合孩童和青少年的基本需求。」許多情況之下，那些基本的需求顯然都沒有獲得滿足。舉例來說，某位臨床心理學家回想「在家庭作業進入我們生活之前，我和孩子經常做些什麼呢？我們會一起吃晚餐，說說當天發生的事情。我們會一起看書。有時候我們還玩玩撲克牌或大富翁。有一次，我們甚至用薑餅蓋了一整個城鎮。孩子也會有他們自己的時間。他們有時間玩耍，有時間到戶外，有時間什麼也不做。」
鮮少有學校會看重這些活動，或者說，重視到會因而改變學校政策。科羅拉多州一所學校的主任說：一天在學校六個半小時很足夠了……每天剩下的時間、傍晚、週末和假日，孩子需要拿來生活——譬如玩遊戲、交友和養寵物、購物、解決問題、烹飪、飲食、做些雜務、旅行、參與運動比賽、溝通、看世界新聞、演奏樂器、為了樂趣而閱讀、看電影、蒐藏物品……等。
如果一一舉出其他的活動，等於也是在清點家庭作業取代了哪些活動。這不是說，寫功課會讓孩子完全無法從事其他活動。但是當孩子寫完所有的功課之後，通常也沒多少時間可以做課外活動。換句話說，反對人士所關心的是，孩子的時間被課業佔去了多少。此外，還有人提出更強烈的批判：學校不應該命令家長，該如何運用他們孩子的下午或傍晚時間。
五、帶來較少的學習興趣。
家庭作業對情緒的影響顯而易見，而它對孩子求知慾的負面衝擊也相當明確。孩子的負面反應可能擴及學校生活，甚至擴及對學習的想法。對所有希望孩子博學多聞，也希望孩子保持學習熱情的人，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考量。「培養孩子最重要的學習態度，是讓他們保持學習的熱情。」教育學家杜威 ( John Dewey) 曾這麼說。 (或許「培養」不是最適當的動詞，就像教育家黛博拉．梅爾 (Deborah Meier) 提醒我們的，對學習的熱情「不是某件你必須灌輸、激勵孩子去擁有的事物，而是你必須避免澆熄的事物。」)
任何在乎這種熱情的人，在決定教導孩子什麼和如何教導孩子之前，以及決定學校相關活動與政策之前，都會想仔細確認，並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會對孩子學習的樂趣、喜愛閱讀的熱情、思考和探索的慾望，造成什麼影響？」以家庭作業為例，答案清晰得令人不安。多數的孩子痛恨家庭作業，他們非常畏懼它，覺得它相當煩悶、惱人，並盡可能拖延不去做。如此看來，家庭作業可能是熄滅好奇火焰最好的滅火器。
不久之前，麻賽諸塞州的一位父親寫信給我。他在信中提及，他曾詢問十三歲的兒子，是否喜歡剛剛閱讀的文章。「嗯，它是一本好書，」他的兒子回答，「但是當我知道那是非得要做的功課時，真的無法享受到閱讀的樂趣。」
菲爾．萊恩斯 ( Phil Lyons) 在加州一所高中擔任社會學老師，他也有同感。他說，基本上家庭作業創造了一種情境，在此情境下，學生將學習視為一個達成目標的手段，「一種累積分數的方式」：
家庭作業只是讓美國傳統教育體系存在已久的一個情況變得更糟；我們要求學生閱讀，要求學生做許多大同小異的數學問題，以應付隨之而來的隨堂測驗或考試，我們還要求學生回答課文最後的問題，如「拿破崙在一八一二年攻打哪個國家？」這些問題都很耗時、枯燥、且不具啟發性，只會扼殺學生僅存的學習動機與熱忱。
萊恩斯老師因此有了結論：如果只是改善家庭作業的品質，無法解決問題。最後，他決定不再出作業給學生。就在萊恩斯老師這麼做之後，馬上留意到一件事：「學生不再缺席，並交出和課堂討論內容有關的文章，或者告訴我他們看到的新聞報導。當學生受到好課程的吸引，而且不受家庭作業的束縛，他們自然而然就會去尋求更多的知識。」
正因為多數孩子都覺得家庭作業乏味無趣，父母才會認為，想讓孩子寫完功課，要不就是用讚美和其他誘因吸引他們，要不就是威脅他們如果沒有寫完會受到處罰。許多老師也是這麼做的。依賴獎懲逼迫孩子完成家庭作業，最終會讓學習變得更不吸引人，因而讓賄賂和威脅顯得更有必要，如此下來，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無所事事的手(上)
我喜歡孩子在暑假做家庭作業。這可以避免他們惹事生非！ ——不具名的家長張貼在網路上的評論。
這說明為什麼即使家庭作業沒有價值，老師仍然可以繼續指派家庭作業，學生繼續接受家庭作業。在某個層面上，許多人就是不信任孩子。我們對孩子怎麼打發閒暇時間產生懷疑，我們也充滿疑慮的認為，如果孩子沒有被給予非常明確的作業，他們無法學習到任何東西。當然，不是所有的家庭作業擁護者都有這種看法。但是在針對家庭作業所做的討論之中，這種相當消極的看法很常見，因此它也應該被列入解釋家庭作業普及性的清單之中。
人們習慣不帶歉意的用刻板印象來形容青少年。許多性格描述如果不是純粹謬誤，就是被誇大，青少年常常被當做代罪羔羊，來解釋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針對美國成人所做的調查常常發現，成人「不但對青少年有敵意，對幼童也有敵意，而且這種敵意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絕大多數的美國民眾說，他們不滿意任何年紀的小孩，他們說這些孩子粗魯無禮、懶惰散漫、沒有責任感，以及欠缺基本的價值觀。
或許我們已經忘記，我們的父母 (或至少與他們同年齡的人) 也對我們這一世代的人發出差不多相同的評論。事實上，長輩詆毀晚輩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舉例來說，以下的誇張言論一般被認為是來自兩千七百年前希臘詩人費西羅 ( Hesiod) ：「如果我們仰賴今日的年輕人，我看不見未來的希望，因為所有的年輕人都魯莽到無法用言語形容的地步。當我年輕的時候，被教導要謹慎周到，敬重長者，但是今天的年輕人非常不尊重人，而且不受限制。」
這種對年輕人的態度，是否只是不加判斷的從我們出身的家庭複製而來？我們是否有必要對孩子加以控制到他們無法忍受，然後再責怪他們的反抗行為？我們對孩子的觀點，是否稍微反映了對人性的一般看法？我們之所以不贊同，會不會是因為羨慕孩子的青春年少，羨慕他們還有一段更長的人生？或者有沒有可能在孩子的身上，映現出我們自己比較不吸引人的特質，而且清晰得令人困窘？ (如同丹麥詩人兼科學家皮亞特．海恩 ( Piet Hein) 提醒我們的，「在他人身上最難寬赦的錯誤，乃是一個人自身的錯誤。」)
不論原因是什麼，對年輕人的不信任是如此普遍，以至於我們把它視為理所當然，並且忽略了這種不信任和家中、學校中實行的常規之間有何關聯。人們常常告訴老師，如果他們沒有掌控學生，最可能的結果是天下大亂。這種觀點暗示，學生或者一般人，永遠不會負責任或體貼周到，除非他們受到嚴密的規範。人們必須確切的告訴學生，對他們有什麼期望，而不是幫助學生去思考該有的舉止。
也因此，從這個觀點來看，如果孩子不順從，他們必須受到某種懲罰。請求和解釋是不夠的；孩子不會達成合理的期望，除非孩子懼怕因為不遵從而吃的苦頭。大多數傳統教室管理課程都源自這些想法，而這些課程都是以對孩子的不信任為基礎。
孩子做了某件好事就加以讚美「做得好」，這個態度也是有問題的。
這裡的假設似乎是，孩子所做對的事情都是僥倖，他們會再做一次的唯一理由是會獲得外來的獎賞，例如大人的贊同。談論「強化」的必要性，即是在暗示如果欠缺那種強化，這些行為舉止就會消失。正統的行為主義者認為，這適用於每一件事情，但是更多人似乎認為，這一點對於分享和關心等行為特別真確。這暗示諸如慷慨、有愛心等特質不是天生自然的，如果不加以引導，孩子只會關心自己。
孩子得要人們確切的告訴他們去做什麼，並以其回應做為獎賞或處罰的條件，而相對應的，孩子也要人們確切的告訴他們去學習什麼。在我的經驗中，對孩子所產生的負面觀感和這種傳統的教育方法，兩者之間有驚人的相互關聯性，而在傳統的教育方法中，都是由成人來決定要學習什麼。直接的教導優先於探索和發現；老師按部就班的帶領學生學習一長串的知識和技能，並且不斷的評估他們對一項工作的嫻熟度，而學生沒有參與決策過程。甚至連年紀較大的孩子也不能或不應該參與規畫他們自己的學習內容，或協助設計他們自己的研究調查。這不但說明了我們的學習觀，也說明了我們對學習者的觀點。
在一九六○年，管理理論學家道格拉斯．麥克葛瑞格 ( Douglas McGregor) 提出，工作場合的不同取決於比較有權力的人 (經理) ，對比較沒有權力的人 (員工) 所做的核心假設。他把「人類基本上不喜歡工作，因此員工必須受到控制，並且被迫去做任何事情」這種信念命名為「理論X」。「理論Y」則認為，當人們認同所做的事情，並且受到尊重的時候，他們喜歡做一個具有生產力的人，以自己的工作為傲，並且積極的尋求挑戰和責任感。我認為，就算「理論X」不是描述許多人對我們整個種族的觀點，也代表了許多人對孩童的觀點。
無所事事的手(下)
實際上，數據壓倒性的支持「理論Y」。「懶惰乃人類天性」的想法承襲過時的「降低緊張」或自我平衡理論，認為有機體總是尋找一種休息的狀態。但研究卻顯示，孩童會自然而然的想要嘗試理解世界，並挑戰自己去超越目前的能力範圍。當孩子懶散懈怠、馬虎行事的時候，那不是一種天性的反映，它是事情出問題的徵兆。或許他們感受到威脅，而採取降低災害的策略。或許外來的因素把課業重新包裝，使其成為獲取獎賞的必要條件，進而破壞了他們對學習的興趣。或許學習本身被視為沒有意義且乏味單調。或許環境──例如教室──是一個重視結果，而不重視智識探索的場所。在這些情況下，只圖簡便的學生不是懶惰，他們的行為是合理的。藉由選擇最簡單的工作，他們把成功的機率最大化。
因此，當學校替學生打分數，或更糟的是，加入其他誘因來強調分數的重要性時，他們阻礙了學生自己去發現能夠做些什麼。諷刺的是，學校行政人員和改革人士卻抱怨，現在的孩子只圖便利，而這種可預測的結果正是來自他們所創造的教育制度。
從家庭作業即可看出類似的惡性循環。如同一個高中學生的父親所說的，讀書報告和類似作業的目的，在於要學生證明他們「確實已經讀過那本書。人們認為孩子太愚蠢、太遲鈍而無法領會那是一本好書，或承認那本書沒有好到讓孩子想要閱讀。」這些可怕的作業扼殺了孩子的閱讀興趣，因而加強了老師原本對孩子的不信任，認為這種作業是必要的。
家庭作業似乎仰賴兩種形式的不信任。第一種不信任是對孩子所產生的懷疑，許多成人認為，我們必須填滿孩子的空閒時間，以免那些時間白白浪費──誰曉得孩子會用來做什麼調皮搗蛋的事情。在這個觀點上，家庭作業之所以正當合理，不是因為它有助於孩子學習，而是因為它確保孩子將會忙著做一些具有建設性的事情。套句電影《音樂人》( The Music Man) 裡哈洛德．希爾 ( Harold Hill) 所說的話，「家庭作業讓小孩子在放學後能守規矩。」
數年前，在《國家評論》( National Review) 所刊登的一篇文章，語帶譏諷的否認家庭作業讓孩子無法在放學後從事具有潛在價值的活動：「大多數的青少年會把空閒時間用來看電視、玩電動玩具、聽音樂、打電話聊天、在網路上閒談，以及到購物商場閒逛 (或吸毒和性交)。」教育研究人員賀伯特．瓦伯格 ( Herbert Walberg) 隨聲附和這種觀點，堅稱如果青少年不做回家功課，他們只會坐在電視機前面，或「打工賺錢買車、約會和追求時髦漂亮的服飾。」
令人難過的是，甚至連父母也抱持這種觀點。一位維吉尼亞州的母親因為十三歲的女兒被迫熬夜完成家庭作業而感到欣喜：「如果孩子手上有太多時間，他們可能會結交壞朋友。」
很明顯的，如果我們相信孩子會惹事生非，那麼試著要他們有事可忙，不可能改變這點。孩子的所作所為說明我們和孩子之間的關係，而不是他們有多少空閒時間。缺乏對孩子的信任，孩子會成為不值得信任的人，以及變成你不希望他變成的那種人。如果有更嚴重的議題把父母的顧慮合理化，那麼這些議題需要直接處理；一堆家庭作業並不會使問題消失。
學者鮮少直接坦率的表達對孩童的不信任，但是其中一些人卻理所當然的認為，孩子自己選擇去做的事情，比學校給的任何作業更有問題，或至少比較不重要。換句話說，孩童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幾乎沒有價值，因此想辦法讓他們做更多家庭作業很正當合──這種假設並不尊重人。
做出改變
因為實質的或政治的理由，而不敢做出改變的老師，可以用一些方法慢慢的朝著理想前進。那不是一種孤注一擲、非全有即全無的改變。老師可以先從詢問學生對家庭作業的感受開始 (例如藉由分發不具名的問卷來詢問學生) ，然後徵求他們的建議。下一個步驟可以讓學生說一些關於家庭作業的細節，或偶爾讓他們參與討論是否要指派某個主題的家庭作業。 (我認識的一個老師把目標設定為「盡我可以忍受的民主」) 至於家庭作業的內容，儘管老師還無意完全去除練習題式的家庭作業，卻可以把平衡點逐漸從練習式的家庭作業轉移到比較深思熟慮的計畫上。
甚至在老師完全放棄家庭作業之前，家庭作業都可以成為一個實驗的課題。在俄亥俄州和佛羅里達州任教超過三十年的一位老師建議他的同僚，「至少每隔一陣子就停止給予家庭作業，以確定家庭作業發揮他們所認為的功能。」這有點像科學研究的開放精神：老師應該透過沒有家庭作業，人生會是什麼樣子的方式，來考驗「家庭作業具有助益」的假設。如果暫停給予家庭作業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是什麼？對他們的學習興趣、情緒和課堂的氣氛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以下有一些其他的建議，可以讓家庭作業更具有建設性，或至少較不具毀滅性：
設計你所指派的家庭作業。如果老師堅持只給自己所設計的家庭作業，而不是教科書中預先準備好的練習題，學生可能會得到量較少和質較好的家庭作業。 (這正是我說過的、改變內定值之後所得到的結果。) 如果老師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和心思去設計一份作業，他們比較有可能去選擇要學生做的作業。
一網不能打盡。即使老師不願意讓每一個學生去決定在家做哪些功課，那麼至少應該認真的考慮在某些方面把作業個人化。讓我們暫時把品質或興趣的考量放在一邊，只考慮作業困難度的問題。在傳統的教室之中，老師面對一個兩難的情況。如果他們指派每個學生能夠自已完成的功課，許多學生將會發現功課太簡單容易，因此那份功課就變得幾乎沒有價值。但是如果他們指派比較困難的作業，一些孩子將會不知所措，而且幾乎不會從中獲益──如果作業有任何益處的話。他們可能會覺得自己無能。他們也可能轉而求助於父母，而這個舉動可能會製造挫折和衝突，也可能會產生真正的學習。由於不是所有父母都能夠提供協助，困難的家庭作業所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它加深了有父母協助者和沒有父母協助者之間的分歧。
這個兩難不是我們在生活中必須面對的嚴酷現實；它是「二十個或三十個非常不同的孩子應該做同樣一件事情」這個信念所造成的。老師應該挑戰那種信念，而不是奮力尋找完美無缺的作業 (這種作業恐怕不存在) 。如果現在的選擇是給予每個人相同的家庭作業和不給任何人家庭作業，那麼後者或許是比較明智的選擇。而數種適合學生興趣和能力的作業，比整個班級做同一種作業來得更有意義。
把父母帶進來。一個小學老師可以對家長說：「做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的經驗和研究數據告訴我，指派家庭作業的好處微乎其微，如果真的有的話。再者，我認為你和孩子應該決定如何渡過你們的傍晚；一天六或七個小時的課業已經很足夠。但是如果你強烈反對，並且認為孩子應該有家庭作業，我還是很樂意和他們一起想出一些家庭作業。」我們希望有意利用這個提議的父母，只有在和孩子進行討論之後才這麼做。即使孩子不高興自己需要帶作業回家，許多同學卻能夠倖免，但是比起只是為了安撫一些賣力的父母，而要每個孩子去做價值存疑的作業，這樣的做法已有改善。
即使老師決定給予每個學生家庭作業，仍然可以邀請父母和學生一起參與，一起思考要指派多少家庭作業，以及哪種家庭作業。老師可以要求父母寫下他們的想法，更好的方式是進行面對面的談話。這裡強調的重點還是放在共同的決策和個人化，但是這一次有父母和孩子共同參與。
停止評分。如果老師要給予家庭作業，那麼重要的是，老師不應該把焦點放在檢查作業和為作業評分，因為這種模式只會強迫孩子順從，相反的，老師應該讓學生探索他們所做的作業，並解釋他們喜歡和不喜歡的部分、他們遭遇哪些困難，以及他們想出哪些新的問題等等。如傑出的教育工作者馬丁．哈伯曼 ( Martin Haberman) 所說，在最好的教室之中，家庭作業「不是被檢查，而是被分享。」
換句話說，如果一定要有家庭作業，那麼關於家庭作業的一切──不只是誰來決定和指派什麼，也包括隔天早晨發生什麼事情──都應該被設計來促進下面兩點：高品質的學習和持續學習的慾望。如果學生必須搜腸刮肚的做出作業來得到分數，那對學習一點幫助也沒有。即使學生決定放棄去做不會被評分或檢查的作業，並不表示外在誘因和不信任的氣氛就得存在；那是學生對家庭作業本身所提出的控告。
為作業打分數甚至比檢查學生是否完成家庭作業更糟糕。就我所知，每一個針對分數如何影響內在動機 (學習傾向) 所做的研究調查，結果都是負面的。替家庭作業打分數特別具有破壞性，因為這告訴學生，作業的重點不在於幫助他們學習，而在於評估他們是否有所成。美國最敏銳的教育理論學家妮爾．納丁斯 ( Nel Noddings) 強調，家庭作業「做錯了，不應該有所懲處。」她在課堂上「經常告訴學生們，這是犯錯並且從錯誤中學習的機會，而且我從來不替家庭作業打分數。」
個別處理。許多批評人士爭論，家庭作業會加大來自特權家庭和困苦家庭的學生之間的分別。處理這個情況的一個方法是，稍微延長上學的時間 (至少對年紀較大的學生)，讓他們在回家之前有時間完成所有的作業，從而確定所有的孩子都能夠使用相同的資源。另一個提議是在特定的街坊設立安親中心，協助孩子做家庭作業，以及從事各種不同的學習活動。理察．羅斯坦 ( Richard Rothstein) 說，這麼做的目的在於「讓處於劣勢的學生獲得和中產階級的孩子一樣的家庭協助，」進而「降低社會階級對學習造成的衝擊。」這些安親中心「將不會完全消除兩者之間的鴻溝，」他補充說道，「但是教育工作者沒有先確保有這類的計畫，就指派家庭作業來加深不公平，這麼做缺乏良知。」如果這些提議被視為不可行而遭到排拒，或它們沒有發揮作用，那麼任何一個重視社會正義的人都不應該害怕去根除家庭作業，尤其已經有證據顯示家庭作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去除家庭作業不會補救現存的不公平，卻至少可以預防進一步的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