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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話滴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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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文

2010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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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吃文斷字 北京乃文化古都，首善之區，此地的人民識文斷字者比較多，這大概是沒有什麼人反對的。不過，孔和尚20多年前就發現，北京的文化優勢不僅體現在識文斷字，其首要秘訣乃在於吃文斷字也。 說到飯量，北京人是沒多少優勢可誇的，無論東北人民西北人民華北人民西南人民中南人民，都比北京人能吃。全國八大軍區，有六大或者七大軍區的飯量都超過北京。北京人在這方面也就有資格看不起上海人而已，說去上海吃飯，剛夠塞牙縫的。東北人同意北京人對上海的看法，但要加上一句，到北京吃飯，也就夠開胃的，剛剛把饞蟲勾上來，飯已經吃完啦。不過根據健康養生理論，北京上海的吃法倒是合乎科學的。特別是北京人，將一個“吃”字發揚光大，“吃”的賓語已經不限於普通食品，而是嘴大吃八方，天地萬物，無所不吃。像魯迅說的“吃人”，周作人說的“吃烈士”，百姓們說的“吃瓦片”，幹部們說的“吃老本”，還有電視裏常說的“吃透中央精神”之類，咱且不論，今天單說說這個“吃文斷字”。 咱們由淺入深，從吃的東西開始說。您注意過沒有？北京人把“番茄”叫做“凶事”，或者“星勢”。 “喂，侯大媽，幹嘛去您哪？” “喲，他齊嬸兒呀？這不，我買點凶事去！晌午要吃凶事雞蛋面。” “噢，您買星勢去啊？您瞅我這剛買了一大堆，您早言語一聲，我給您順便帶回來不就齊了？您瞅這星勢，個頂個小包子似的，多俊哪！” 聽出來了吧？番茄還沒做成雞蛋面呢，就已經被吃了一大口。被吃的部分並不一定是個完整的字，更多的可能是某一字的韻母和另一個字的聲母。被破壞掉的家庭再重新組合，就形成了一種新的音節。例如“番茄”，“西”的韻母吃不吃掉沒關係，但要把“紅”的聲母吃掉，這樣一組合，就出來了“凶”，但聲調卻由“西”來決定，“紅”沒有發言權，仿佛孩子要隨父親的姓一般。如果把“紅”的韻母也吃掉一點，就剩下一個後鼻音，那就出來了“星”。北京人從小就習慣了這種“多吃多占”，千萬不要以為北京人的普通話是最好的。上小學的時候，他們看見課本中的“番茄”，還會一個字一個字地念，那是“識文斷字”的需要；等到一長大，他們看見“番茄”的時候，不再是三個字，而是一個完整的詞兒，這個詞兒的發音也是現成的，凶事，或者星勢。這時候，就進化到“吃文斷字”的階段啦。 您學會了怎麼吃“番茄”之後，基本可以舉一反三。比如涮羊肉，就叫“霜肉”；花生豆，就叫“歡豆”；口香糖，就叫“烤恩糖”；攝像頭，就叫“上頭”；洗衣粉，就叫“洗粉”；北京大學，就叫“本大學”；您家電話如果是82924171，就可以說成是“班兒，卷兒，消，敲”…… 所以不論您的普通話多麼好，只要不懂“吃文”的秘訣，一到北京，就被發現是外地人。而且您的普通話越好，您就越進入不了北京人民的圈子。當年臺灣要派幾個特務來炸天安門，知道他們的港臺式國語不正規，就命他們每天跟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刻苦學習了一年多的普通話，幾乎達到夏青、方明的水平了，然後空投到北京郊區。不料剛進永定門，就被逮了。為什麼？因為他們問路時，問的是：“天、安、門，怎麼走？”而北京人從來不說“天安門”，北京人把“天安門”叫“天門”！您要是自作聰明以此類推，准以為北京人把“地安門”叫“地門”吧？錯啦，“地安門”不叫“地門”，而叫“電門”！您跟著電臺學，哪天才能學到這麼高的水平啊？就算您天安門、地安門都學會了，那個“怎麼走”也必定露餡，因為北京人說“怎麼”的時候，那個“麼”只做一個口型，很像廣東話裏“五”的發音，相當於“怎”字發出之後，閉嘴呼氣，擺一個面部pose，顯得瀟灑、有范兒。特務要是能學到這個程度，就不吃特務那碗飯了，改行當語言學家啦。 北京人說話，注重的是整個句子的音樂性，注重的是音節的起伏、平仄、變化，為此就要調整句中字詞的具體發音，有時甚至要犧牲一些音節。這本來是文化中心地區的高階語言現象，說話的意義超越了一般的“傳遞資訊”，進入了“藝術表現”。所以用北京話寫的小說，語言精彩，適合朗誦，傳播範圍最廣，北京人也每每以此自豪。但萬事萬物都過猶不及，北京人在自己的圈子裏約定俗成，不會誤解彼此的語意，一旦與外地人口頭交流，則容易造成資訊傳遞障礙。除了抓間諜抓逃犯這種場合，只會增加與外地同胞之間的隔閡。特別是很多公交車的售票員，按照北京人的習慣報站名，外地人往往聽不懂，意見很大。這是嚴重影響首都形象的問題之一，而我發現，多年來沒有一位北京市領導注意過這個問題，大概他們從來不乘坐公交車或者大多不是北京人吧。奧運會期間，很多外地人和外國朋友問路，熱情的北京市民指點得很詳細，可人家經常聽不懂，反而是很多大學生志願者中的外地人，表達得更清楚。 舉幾個北京售票員報站的例子。比如“廣安門”叫“關門”，“玉淵潭”叫“冤潭”，多麼順溜！“白石橋”叫“白r橋兒”，“燈市口”叫“燈r口兒”，中間那個“石”和“市”只擺一個捲舌的舌位，但不發出聲來，多麼優雅！“八王墳”，叫做“邦墳兒”，八王聯合成立了一個邦，墳裏還生出個兒子來，外地人真是聽不懂啊、那叫一個自卑啊，學了二十年普通話，看了三十年的央視，還是沒文化呀。 北京話辭彙的重音一般在最後那個字上，講究的是尾韻悠揚，為了突出這個尾韻，前邊就要弱化，甚至尾部也要改造。普通話中的“小營”如果兒化，應該是“小營兒”，可北京人卻叫“小爺兒”。北京人有時候把“小姨”都叫“小爺兒”，過分貪圖省事，多發個鼻音都不肯。改革開放以來，這個趨勢更加明顯。老北京人說“醋皮兒”和“醋瓶兒”還是有區別的，而現在北京胡同裏的孩子，“瓶”和“皮”經過兒化以後的發音居然是一樣的了。很多語言學家雖然注意到了這個語音問題，寫了若干論文，畫了若干曲線，統計了若干數位，但因為專業劃分太狹窄，不能打通語音和語意，不能從文化上加以闡釋，科研成果也就不可能轉化為促進社會發展的具體方針政策也。北大林燾和沈炯教授的《北京話兒化韻的語音分歧》（《中國語文》1995年第三期）是一篇很好的參考論文，經過北大中文系對北京市25個點，449人的調查分析，80%的北京人對“把兒”和“瓣兒”的發音是一樣的，“小褂兒”和“小罐兒”的發音也是一樣的。還有很多人把“小車兒”說成“小吃兒”，“娘兒倆”說成“泥兒倆”，把“跳繩兒”說成“跳神兒”，這樣說的本來多是文化低的普通市民，但近年來很多缺乏語言學知識的文化名人也這樣說，企圖表示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因此頗有擴大化的趨向也。 有的語言學家說，北京人把太陽叫“老爺兒”，是為了表示對太陽的崇拜，像尊重爺爺一樣尊重太陽，這恐怕是望文生義的魯莽推理。其實北京人說的是“老陽兒”，表示親切隨便而已，至今一些郊區的老人還這麼叫。但由於貪圖發音省事，逐漸把韻腹a給省略掉了，就變成了“爺兒”的音。這麼發音，北京人自己覺得很俏皮，很機靈，而外地人聽起來，未免感覺有些輕佻，有些夜郎自大。更主要的，是資訊無法溝通。比如一個外地人要到“霍營”去，售票員報出“火爺兒”時，乘客怎麼能知道這就是自己要到達的那一站呢？ 所以孔和尚曾經說，全國省會以上的大城市中，報站最好的是廣州，最差的是北京。廣州人知道自己普通話不好，所以非常認真，一個字一個字清清楚楚，“下一見，系廣究火切見啦。”即使發音差到這種地步，你仍然明白到了什麼站。北京人絕大多數都認為自己天生說的就是“標準普通話”，所以最不認真。有一條公交線路上有三個站：竹園、菊園、植物園，北京的售票員報出來都差不多是“竹園兒到啦”，要說差別，用北京話講，仔細聽也略微有那麼“一星半點兒的”，但外地乘客十有八九要“崴泥”。這種“報站文化”，能聽懂的承認那是俏皮的藝術，聽不懂的感覺那就是嘴裏含著個鞋墊兒，想吐又吐不出來，難受死了。 有一次我去北京音樂廳，上車後就問年青的女售票員該到哪站下。售票員揚起秀氣的面孔，清脆地說：“就到稀了糊通。”我奇怪地問：“到哪兒？”她說：“稀了糊通！”我追問：“麻煩您再說一遍，什麼站？”她睜著水靈靈的大眼睛，奇怪地看著我：“就到稀了糊通啊！”我不好意思再問了，開動俺這北大博士的腦袋，把腦漿子晃了七八個周天，終於恍然大悟，原來她說的是“西絨線胡同東”！天哪，把“毛主席”說成“毛r席”，把“孫悟空”說成“松空”，這都可以理解，好傢伙，您把“西絨線胡同東”六個字愣給合併成“稀了糊通”，這是得多少語言學家聯合攻關才能解決的高科技難題啊。 既然話說到這兒，孔和尚順便給外地朋友再提供若干北京話的常用站名兒吧。西二旗——線兒旗，西三旗——仙旗，珠市口——珠兒口兒，體育大學——頹大學，清華西門——蛆娃修門，永安裏——冤裏，平安裏——駢裏，大望路——肚昂路，大北窯——大比獒，木樨地——墓地，五棵松——武松，圓明園——圓蜜庵兒，動物園——動員兒，藍旗營——蘭情兒，長安街——饞街，南長街——南城斤兒，北小街——表雞兒……以上僅是孔和尚經常去的並且當場認真記錄的，此外還有很多，您就舉一反八，活學活用吧。 語言交際實踐中，適當的“吃文斷字”是合理的，普通話和其他方言都存在這種現象。例如巴蜀方言把“作啥子”急讀就成了“zua子”，東北方言把“幹啥去”急讀就成了“尬蛤氣”，港臺國語把“這樣子”急讀成“醬紫”。臺灣把某個粗口詞，音轉成“哇塞”，北京話把“丫頭養的”簡化成“丫挺的”再簡化成“丫的”和“丫”，淡化了不文明的意味。只要不影響資訊傳遞，都應順其自然。但孔和尚既然居住在據說很偉大的北京，就希望北京人帶頭說一口標準的、全國人民都聽得懂的普通話，不要自以為天生標準，實際上人家聽了很侉，結果搞得彼此都“稀了糊通”，隔閡越來越深，那可就早晚要出“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