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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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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情計算題

2010年12月23日
公開
49

每年回家幾天?"親情計算題"幫你算還能陪爸媽多久 來源:人民網-《生命時報》 從“1+1=2”開始,我們一生都在做著無數的算術題。上學時,算術題是必須完成的作業和考試;工作後,開始算計收入,算計開銷;結婚生子後,算計存多少錢可以買一套房,或是養一個孩子。可你有沒有算過,自己還能陪父母多久?那麼,不妨來做做這道最近在網絡上廣泛流傳的“親情計算題”——假設你和父母分隔兩地,每年你能回去幾次,一次幾天?除掉應酬朋友、睡覺,你有多少時間真正和爸媽在一起?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是72歲,就算爸媽能活到85歲,這輩子你到底還能和爸媽相處多久? 一算只能再陪老媽25天   這篇引起全國網友共鳴的帖子,最早出自於山西晚報的網上聊吧裡。自從一位網友將這張“親情賬單”曬在網上後,引起了無數人的共鳴,不少人恍然意識到,未來見父母的次數竟然少得只能以“次”來計。   網友“陌路花開”的回覆讓人心生酸楚:“這輩子,我也許只能和媽媽相處25天了。畢業之後留在重慶上班,一年也就春節回家一次,真正在家的時間不超過5天。5天裡,大概還有3天出門應酬、聚會。剩下的時間除了吃飯睡覺和上街購物,真正能陪媽媽的時間大概只有20小時。我媽媽今年55歲了,如果上天眷顧她能活到85歲,在她最孤獨的那30年裡,我能在她身邊的時間不超過600小時,也就是25天,還不到一個月!”她說:“算出結果後,我哭了,覺得很愧疚,對不起媽媽,我好想馬上見媽媽一面。”   和父母住在一起的范沈明也做了這道題。“畢業後我一直住在家,父母白天要上班,所以真正相處的就只有晚飯那1小時的時間。我每周大約有3天在家吃晚飯,也就是說,我每周和媽媽在一起的時間只有3小時,一年就是156小時。媽媽50歲,假如她能活到85歲,我能陪他的時間是5460小時,相當於227.5天,也就是7個多月。這還不包括我以後結婚和他們分開住的情況。”西南大學心理學院心理咨詢中心主任湯永隆也做了這道題:“我媽媽今年70歲,住在台灣,我每年會休假1個月。假設她活到85歲,我回家每天都能陪她8小時,那麼我還能陪她3600小時,也就是150天。當然,這是最理想的狀態,沒有疾病、意外,沒有額外的應酬,實際時間肯定還會縮水。”   兒女是父母的全部,而父母在兒女心目中又占幾分?很多算過這道親情計算題的人,都忍不住掉了眼淚,懺悔於自己對父母的這份情感疏忽。現代生活讓他們忙壞了,占走了大量盡孝的時間,父母反倒成了被忽視的一角;有人甚至在父母去世時都不在身邊,只能一生追悔沒有見成最後一面。 現代人出現孝道缺位   每個人都會漸漸長大,漸漸離開父母的視線。學校、社會、朋友、戀人、異鄉、漂泊……都在一點點拉開我們與父母的距離,而一年中留給父母的時間卻是縮了又縮。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心理學副教授岳曉東說,對很多人來說,盡孝永遠是“未來時”和“未完成時”。如果明晚不用加班,我就給爸媽打個電話;如果週末沒有飯局,我就回家看看;如果我有時間了,我要帶父母出去玩;如果我有錢了,我要買套大房子把他們接到身邊……   “很多人會為這樣一道親情計算題動容,就是因為他們雖心存對父母的感激之情,但往往想得多、說得多,卻做得少。”岳曉東解釋道。湯永隆也表示,還有一個可能,在計算的過程中,人們看到的不光是數字,而是曾經和父母相處的點點滴滴:兒時天天依偎在父母身旁,到現在分隔兩地見面次數少之又少。“這樣的一個計算,會啟動我們與父母直接的感應裝置,讓很多人重新審視自己的作為。”中國心理學會理事長張侃說。   之所以會出現“孝道”的缺位,一是源於父母本身對子女的教育。岳曉東表示,許多中國父母過於以孩子為中心,以至於父母永遠記得孩子的生日,但很多人從來沒給父母過過生日。這種教育環境成長起來的孩子,也會以自己為中心,而很少念及父母的感受。二是很多人都覺得“來日方長”。對誰說忙,都不如對父母說的理直氣壯,以至於陪伴父母的計劃總會一推再推。殊不知,父母會在我們的忽視中快速老去。所謂“子欲養而親不待”,那原本有限的親情數據,在我們的賬本上不停遞減,有朝一日總會歸零。 一個電話、一次慶生、一個紅包,隨時隨地傳遞牽掛   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曾寫道:“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在小路的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岳曉東認為,很多人自己當了父母后才會明白,父母對於子女的要求其實很少,無非是時常聯絡、報個平安、噓寒問暖。而對於不能守在父母身邊的人,我們也請多位專家給出了“盡孝之道”。   1.規劃好自己的生活。湯永隆說:“子女把自己的日子過好,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早些成家,和周圍人關係和諧過得開心,就是解決了父母最大的後顧之憂。”一定不要過度依賴父母,把他們當成生活上的“提款機”和情感上的“垃圾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也認為,要讓父母覺得,我的孩子是最靠得住的,這就是最大的孝順。“對於我的一對兒女,我不要求他們天天在身邊守著,但在我們有需要的時候,他們一定要能挺身而出。”   2.勤“請安”。古代的大家庭中,都有請安的制度。現在,如果我們和父母在一個城市,請安可以是每周看望一次,或帶著父母出去玩;如果分隔兩地,可以定好每周打1—2個電話,這個電話要由子女主動打。這種制度應該嚴格執行,不能用忙、累、沒空當理由。既然能把陪父母的時間拿來工作、娛樂,應酬,為什麼就不能從這些時間中擠出點陪父母呢?   3.多說“廢話”。在和父母交流時,多說些“噓寒問暖”的廢話,甚至多聽父母的嘮叨。比如問問父母三餐吃了什麼,去哪兒玩了,這些家長裡短的話題,才最能顯出親人間的親近。湯永隆回憶道:“我在日本上學時,有一次從電話裡聽出媽媽有些不對勁,再三追問,才知道她剛動完手術。”很多父母怕孩子擔心,有困難、生了病會瞞著不說,做子女的一定要上心。   4.給父母慶生。雖然很多老人嘴上說“不願意過生日”,但子女不能不當回事。平時的生日可以親自下廚給父母做頓飯;五十、六十、七十這樣的大壽一定要隆重過,兒女盡量全回到父母身邊。祝壽不僅是對父母養育之恩的報答,也是讓父母自豪的一種方式。   5.過年給父母發紅包。孩子給錢父母總會推辭,不管他們是真的不需要還是嘴上說說,每到過年,建議有收入的子女都給父母發個紅包,老人給孫子輩的壓歲錢也可以從這裡面出。   6.讓父母享受“隔代親”。父母對於孫子和外孫輩,是永遠看不夠的。自己成家有了孩子後,一定多帶著孩子去看父母,每次打電話時,也要鼓勵孩子和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多說話,這就是讓父母最高興的事情。

"好話"要講得有教育味道

2010年12月03日
公開
22

"有教育味道"...思考中...@@ "好話"要講得有教育味道 2010年05月07日 10:14 來源:中國婦女報 對孩子說好話並不難,然而要說得恰如其分,沒有虛偽的造作,沒有過溢的“水分”,能起到鼓勵而不使他們產生飄飄然的念頭卻大有講究。 在於激勵的準確性 當孩子很有水準地回答了大人的問題時,說一句“你說得很有見解”總比“你在這方面一定很有天才”來得實在,因為見解是對當事而言的,符合激勵評價“質性”的規定,而“天才”說法是“借題發揮”,並有過度之嫌。 在於激勵的科學性 不是任何“好話”都可以對任何人說,並能產生任何效果的。對有的孩子而言,一般的“好話”猶如白開水,如同嚼蠟,而對渴望獲得鼓勵的孩子來說猶如“甘露”。而且不同的孩子,成長背景也不同,因此,用統一格式的“好話”說給每一個孩子聽,“好話”的價值無疑會大打折扣。 在於激勵的限制性 對孩子的評價不能簡單地用“好、可以、不錯”來應付,要明確講出讚賞的原因,使激勵不僅使他們得到鼓勵,更能看到前行的方向。 另外,即使說“好話”,也要顧及當事孩子與其他孩子的情緒,不要造成受激勵者感到難受,旁聽者產生妒忌,因為“好話”說得太多等於“浪費”,說得太絕等於“陷害”,說得太偏等於“失寵”。只有一種“好話”值得推崇,就是受到讚賞者變得開心與振奮,旁聽者變得進取與容納。

Sarah McLachlan - Forgiveness

2010年11月28日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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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ing lying enemy 愛說謊的敵人 I have seen your face before 我曾熟識你的面容 Never thought again I'd see 只是從未想過會再見到 Didn't want to anymore 再也不想見的臉 I remember your loving eyes 我記得你充滿愛意的眼神 And the moonlit kiss 月光般的吻 The evening lullabies I will truly miss 我真的懷念那些夜晚的搖籃曲 Through the years we had it all 我們攜手走過的那些年 Midnight whispers, the midday calls 夜半私語 日間問候 This house of cards, it had to fall 不堪一擊的感情 終將幻滅 ** And you ask for forgiveness 當你請求原諒 You're asking too much 你真是要求得太多 I have sheltered my heart in a place you can't touch 我已塵封我的心在一個你無法企及的地方 Don't believe when you tell me your love is real 無法相信你所說 你真的愛我 Because you don't know much about heaven, boy 因為你不理解何謂天堂 If you have to hurt to feel 如果你沒有受傷過 你就無法感受 Every time I see you 每次見到你 I can't help but look away 我總忍不住移開我的目光 All along I had believed everything you'd say 最終我都相信你說的話 When I look now I know I've seen your face before 當我再次看著你 才發現我曾熟識你的面容 Don't want your deceiving smile 不想再看你偽裝的笑容 Standing at my door 站在我的門前 And I don't care what people say 我不在乎人們說什麼 I'm ready now to face this day 我已準備面對這一天 'Cause I have lost you along the way 因為我早就失去你

一點啟示:玩樂人生

2010年11月07日
公開
38

廣告大師奧格維(Ogilvy)名言,「活著的時候一定要快樂,因為死了以後的時間很長。」 廣告教父孫大偉 告別玩樂人生 更新日期:2010/11/07 19:05 (中央社記者蔡欣樺台北7日電)「我應該不會要告別式,因為我不喜歡麻煩別人,一般告別式的氣氛都是亂糟糟,我最好是靜悄悄地走。」台灣廣告教父孫大偉生前曾說過這段話,如今病逝,悄悄地向大眾告別。 偉太廣告公司董事長孫大偉9月3日在開會時,突然出現腦溢血現象,陷入昏迷,送國泰醫院進行緊急手術。隔日經醫院判定,他是顱內出血,歷經一連串的急救、手術,搶救至今2個多月,最後還是回天乏術。 孫大偉生前曾經親手策畫中華男籃隊總教練錢一飛的告別式,還異想天開的將告別式主題定為「一飛沖天」;雖然一手精心策劃別人的告別式,但他事後表示,「告別式是留給活人看的,對一個人懷念在心裡,就是最好的弔祭。」 孫大偉是台灣廣告界公認的才子,32歲以前的他,是體制內的異類,曾留級、落榜、過著茫然的生活;32歲後的孫大偉,是廣告界的奇葩,從國泰建業的「試用文案」,一路爬到奧美的「執行創意總監」,最後還經營偉太廣告公司,擔任董事長一職。博得「台灣廣告教父」之稱,孫大偉絕非浪得虛名。 除了廣告事業與創意,孫大偉更是個及時行樂的資深頑童。他曾說,生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一生中有2件功課必須完成,一是登玉山,二是單車環島。十幾年前他首度登玉山,還沒攻頂就體力不支,半途而廢;人還沒回到台北,糗事已傳遍廣告圈。 因為家族遺傳和先天體質,孫大偉早有心臟病、高血壓及氣喘等病史;幾年前,他卻以50多歲高齡挑戰極耗體力的鐵人三項,結束後已出現缺氧、胸悶、呼吸困難等狹心症的前兆。 第2次再度參加時就沒這麼幸運了,由於事前沒有規律訓練,加上比賽當天吃下了超高熱量的早餐,第1關下水游泳就幾乎快要不能呼吸,自行車騎了200公尺後宣告退出。孫大偉談及往事曾說,對他這種老式男人而言,決定退出遠比決定攻頂要來得艱辛。 經歷父母、大姊、四哥、外婆、奶奶相繼過世的孫大偉,生前曾透露,死亡對他來說並不陌生,家人骨灰分別安置在善導寺、佛光山,但他最想要「樹葬」。 人生前後體驗極端化的孫大偉,在廣告圈洗禮之下,他未曾懷疑過自己的玩樂人生,他最崇拜的廣告大師奧格維(Ogilvy)名言,「活著的時候一定要快樂,因為死了以後的時間很長。」他始終奉為圭臬,寓工作於樂,快活人生。

還地理學一份人情

2010年10月21日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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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主義 還地理學一份人情 作者:唐曉峰   我們說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行為的一門學問。但是人的問題在被人研究時,常常被搞得脫離了人之常情、人之常性。在眾多由人操作;「研究」中,在由人畫定的「模式」中,你我都是概念,是符號,而不是你我。   人有豐富的情感,而人的情感除了施之於人而外,用在地上的恐怕算第二多。現在「人地關係」是地理學的一個大題目,人與地之間的功利關係(這是一個老關係,即地利)、運籌關係(經濟地理最擅長)、生態關係(新興的環境課題)是著重研究的問題。這三類關係均立足於理性,有「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特點。但是,如果環境裡面的東西都是不依人的意志,而我們又總是在「不依人的意志」中活動,那我們還要意志幹嗎?人與地的關係之間,還有許多依人的意志、依人的情感為轉移的事情,這些是我們生存世界的一批重要內容,沒有這些東西,我們便與動物無異。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始,西方許多地理學家認真對待了人的意志、情感的問題,形成一股學術潮流,匯合時代意識,開出新風。在這一來勢相當猛烈的西方地理學術潮流中,一位領軍人物居然是個瘦小的華人。這便是段義孚。   在西方,華裔社會人文學者不像理工科學者那樣容易進人學術理論的主流,原因很多。華裔社會人文學者多以研究中國見長,其學術聲譽都來自對中國具體問題的研究。美國有人說,在社會人文學界裡,常常是黑人研究黑人問題,婦女研究婦女問題,中國人研究中國問題,只有白(男)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問題)。這種說法聽起來不舒服,但近於事實。不過,在段義孚這裡卻有所不同。段義孚雖是出生在天津的中國人,但他研究的問題是貫通整個學科的基本理論,在西方人文地理學界,無論是誰,不拜讀段義孚的書,就不能完全融人二十世紀後一十年的學術話語。   段義孚一九三O年生於天津,後隨家庭到澳大利亞、菲律賓。成年後先在牛津讀大學,一九五一年人美國伯克利大學為研究生,一九五七年獲博士學位。之後,分別在印地安那大學、芝加哥大學、新墨西哥大學、多倫多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威斯康星大學教書。自任教於明尼蘇達大學始,段義孚在地理學上貢獻陡增,聲名鶴起。一九七三年,獲得美國地理學家協會授予的地理學貢獻獎,一九八七年美國地理學會授予,Cullum地理學勳章。   一九九八年,段義孚曾應邀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作「學術生涯」(life of learning)演講。「學術生涯」,是該大學高級榮譽演講的固定名稱,只邀請有重大貢獻的學者,此前地理學界只有歷史地理學家D.梅尼 (D.Meinig)受過邀請。段義孚在演講中回顧了自己的治學歷程,也特意提到早時中國生活帶給他的長存的感受記憶。段義孚注重人性、人情,稱自己研究的是「系統的人本主義地理學(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以人為本,還地理學一份人情,就是他的「地學」的特徵。   段義孚原來的專業是地貌學,但在伯克利時,也聽文化地理大師索爾的課,他自己的人文興趣向來盎然。無論是面對自然還是人文,他有一股強烈的情緒感受。他稱自己不喜歡蔽天無序的熱帶雨林,而喜歡坦蕩的沙漠,沙漠上可以清楚地觀日月,辨方向,而且一眼望去,數里之遙,去向目標明確,舒服痛快。關於城市,他感到紐約整齊的棋盤街格局對陌生人來說是友好的,一會兒便走熟了。而歐洲那種老城街道有欺負生人的味道,要「轉向」很長的時間。   或許就這樣,在後來轉為人文地理研究中,人的情感、心智的發揮總是段義孚觀察地理問題的出發點,他要以人為本,而人本來是有感情、語言、想法的。在將人扮作科學理性邏輯樣板的風潮中(六十年代興起的邏輯實證主義計量革命),段義孚卻將人的種種主觀情性與地理景觀的豐富關係擺到人們面前,並進行了極具智慧的闡發,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目光。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Yi-FuTuan(他的英文名字)一名,蜚聲於世界人文地理論壇。   人對地的情感關係當然不只是觀沙漠、雨林那樣簡單,那樣單純得只有個人意義。最早,人對地的情感關係曾醞釀出重要的文明成就,我們不可不察。人類可以理性地耕種土地,規劃城池,但面對高山、大海、沙漠這些無法認識來頭、無法將其撼動、無法假其操作的東西時,人類最初只能以情感對之。比如,山脈的危乎高哉讓人首先產生敬畏情感,在此情感基礎上漸漸產生一系列敬山的思想與行為,敬山是人類古代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東西,加上通天的猜想,則更為之震懾,而戰慄景仰。   感受、抒發、興歎等情感行為幾乎佔據了對高山、大海的地理「認識」的主要內容,望洋興歎似乎是人們面對大海時的惟一反應,我們找不到多少古人關於它們的具有理性實踐意義的地理描述,而正是那些感性的描述與猜想,構成著人類關於這一部分地理的早期「知識」。   在人文地理方面,優越感(ethnocentrism)是每一個獨立發展起來的民族在想像其他民族時總要出現的一種初始情感,即使小如「夜郎」的國家,也有「自大」的原生優越情感,它與華夏民族對「蠻夷」的優越感、埃及人對尼羅河以外的人(埃及人說他們不屬於「人」)的優越感,都是一樣的東西。這種原生的優越感是早期宏觀人文地理觀念建立的基礎,因為大家都有優越感,所以許許多多民族(不光是中國人)都曾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這種優越感只有被現實反覆「挫傷」之後才會改變、消失。優越感的消失是一種情感的消退,而這一情感的消退才會為宏觀人文地理觀念的修正真正敞開大門。否則就會像中國士大夫面對利瑪竇的地圖一樣死不認賬。在感情的支配下,人寧可相信謠傳,「請面對事實」,則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   段義孚指出,愛與怕是人類情感的基本內容,而被文化轉化為種種形式。就「愛好」與「懼怕」這兩個重要主題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現,他各寫了一部書,一個是《戀地情結》(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另一個是《恐懼景觀》(Landscapesof Fear)。其中《戀地情結》是他的成名作,此書至今仍是美國各大學景觀專業的必讀書。Topophilia是由topo與philia合成,前者指地,後者指偏好。與其相對應的詞,是topophobia,表示對地方場所的恐懼。Topophilia一詞不是段義孚首用,卻是因他的詳盡闡發而大獲其名,成為人文地理學中的重要術語,收入詞典。   段義孚所關注的人類的「愛好」與「懼怕」,主要並不是那些繁榮壯麗或悲慘苦難的社會整體性的大喜大悲,而是在街道上、校園裡,在日常炊洗瑣事中,在男女老少的閒逛中所包含的與地方場所相對應的愛與怕,他說這些都構成人文地理的內容。正如他自己倡導的那樣,他成功地將「這些尋常事物後面的暗中關係、隱藏含義,以新鮮有力的語言揭示出來」。   戀地的本質是戀自我,當地方場所被賦予人的情感、價值後,人便與地「合一」。「合一」不是合在自然屬性,而是合在人性。(所謂「天人合一」也是同樣,不是合在自然生態,而是合在人類道德。)祖先下葬,是一種最明顯的人地合一,這個地方因此有了「根」的性質,子孫可以在這裡深情地下跪。這裡,情感是第一位的。在地理學中,如果排斥掉情感,則永遠沒有墓地的位置。墓地的情感狀況是複雜的,對一些人來說是親切的,對另一些人來說是恐懼的,但無論是誰,進入墓地就會動情。理性,在墓地沒有立足之地。   同樣,理性在迪斯尼等大大小小的「樂園」中也沒有立足之地。段義孚說,人有一種很不實際的毛病,喜歡打造「白日夢境」,在求實方面,人遠不如動物,動物沒有夢想。因為有「白日夢」的追求,各種美妙的樂園、烏托邦便在人文地理(人間世界)中出現。在這些「地方」,人們縱情歡歌,忘記自己的年齡、職務,忘記家裡難念的經、人生不如意的事。在這樣鼓動情感、丟棄理性的氣氛中,真實世界被粉飾了。   人對於環境存在美學反應(aesthetic response),美學反應的方面很多,最終形成人的情感性世界觀。家鄉、故土、墓地、聖地、公園、海濱都是情感世界觀中的地點場所。現在這類內容都歸人文化地理的範疇。文化地理不僅僅研究各種文化項目的客觀分佈,對於某些項目,也應注意文化景觀所反映的情感類型。中國與西方都有墓地,如果只講項目類型,不講情感類型,則中西方的墓地就沒有什麼區別,而實際上兩者的環境氛圍是很不同的。西式墓地像公園,綠草如茵,石雕精美,環境幽靜,假日常有人來此消閒,佈置野餐,欣賞碑刻,甚至情人約會。在中式墳場裡哪能這樣。在香港一處西式墓地中需要掛這樣的牌子:「遊人湖保持寧靜以示尊重,並請勿嬉戲或生火。」在中式墳場則完全不用這樣的勸告。   在地理環境中,不可能存在沒有破壞的建設,破壞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主題。新的景觀在眼前,而舊的景觀卻只留在記憶中,進入記憶,於是就進入了人的情感範疇。對於舊景的記憶與感懷,每個人都不可避免。有力量的人可以為舊景在故地樹立紀念碑。我們如果將所有的紀念碑標在地圖上,便出現一份情感地圖,人們按圖索驥,徘徊各處,會有一番情感滿足。   人與「地方」的情感關係很多很多。可以說,面對各類「未知」地區,人類其實都是與其發生情感關係。而在這些情感關係中,恐懼是最主要的主題。陌生產生恐懼,恐懼則又必然產生要克制、調節恐懼感的進一步的心理行為,在這些心理行為中又常常附有「發明創造」。中國古代「風水」中,有許多是情感心理的調節術,它尋找地理景觀中已知的、並被符號化的安寧、太平、興旺的代表因素,經過選擇和人工附加,將它們組合為具有鎮、壓、克、勝力量的新景觀結構,從而達到戰勝恐懼感的心理作用,獲得情感成果。所以,越是陌生,越是不自信,越是有恐懼感,就越芥易信風水說,行風水術。   人對於環境反應的內容是複雜多範疇的,在這個主題下,看起來不相關的學科,如哲學、心理學、城市規劃、景觀構建、人類學都可以「友情鏈接」起來,段義孚的視野正是這樣寬闊。在人的環境心理分析上,他是高於、大師,人們說,段義孚是地理學家,也是優秀的心理學家。美國心理學界的確授予段義孚學術獎,段義孚自己謙稱這是「偶然的」,而事實上這一點也不意外。   人是在群體中生活的,但有著個人感受、個體意識,段義孚以此為線索,考察了個人隱私空間的發展。在歐洲,中世紀的生活是公眾的、公開的、社交的,缺乏隱私,即使是家中的餐桌也彷彿是公開的,也須端正儀表:段義孚說:他們「有自我,但沒有自我意識」。十九世紀晚期,個人隱私發展,歐洲房子達到了「分割性」的頂點,房間各備功能,還包括「僅 供個人與他的書和他的思想獨處」的小室。   段義孚所討論過的人與環境的問題很多,且饒有趣味,因為他就從你的身邊說起。當然他的趣味來自於他的智慧,許多許多是你見到卻沒有想到的。他的人本主義就是這樣與人切近,不尚高遠,但求深省。Humanistic(人本主義的)一詞在地理學界,與Yi—FuTuan一名密切聯繫在了一起。   人本主義在地理學中的提倡,大大豐富了人文地理學研究的「厚度」。以歷史地理研究為例。西方一些歷史地理學家由此指出,歷史地理學可以研究三種歷史環境(包括自然與人文兩方面的):一,由文獻與景觀記錄的真實環境;二,由過去規範理念描繪的抽像環境;三,由過去人們所體驗的感知環境。我國歷史地理學界,主要研究興趣都是集中在對第一種歷史環境的復原,這種研究講求實在,不尚發揮。第二種環境的研究屬於地理思想史的範疇,我國已有人研究,少數大學裡也有這樣的課程。地理思想史的研究對象,不是地表,而是地理觀念的群體,有更強的時代特性與社會性。對於第三種環境的研究目前尚少(所知有復旦大學博士論文,從古代詩歌看古人的環境感知),而此類研究恰與人本主義的關係最密。這類研究多涉及人的心理,不易把握,搞得不好還有臆測之嫌。   的確,人本主義地理學談論的,大多是總體性的理解,而較少個案研究。即使如此,整體性的理解還是需要的。人本主義學說提醒人們不要忽視人的理念與體驗。因為環境不是單純的客觀的「存在」,而是人們行為的外部依據,所以是「行為環境」。對行為環境的研究提供了理解行為的重要參數,也是解釋景觀變化的關鍵。在弄懂景觀之前,我們必須理解人和他的文化,我們必須理解他所具有的身體和心理的限度,正如普林斯所說:「我們必須知道他的文化為他規定了怎樣的選擇,知道他周圍的人加給他怎樣的規矩。」   (Yi-Fu Tuan: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and values,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1974.)

文明和野蠻的辯證

2010年10月20日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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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和野蠻的辯證 陳映真 由於病體,春節期間只與妻幽居家中。和朋友電話拜年問候時,有人問起我是否讀了龍應台女士在一月二十六日同時刊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和北美華文報紙的一篇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回答說,錯過了。朋友熱心地說他將找到剪報寄來。由於春節休假,收到剪報已是過年之後。拜讀之餘,龍女士的文章照例文采光華,但也頗多歷久未經商榷的一般論述和刻板的思維,如果有機會引起深一層的討論,不但應該有益,也不辜負龍女士的文章所形成的廣泛的公共領域。 關於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 龍女士批評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貧富不均」,「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從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史看,從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制生產方式移行時,必有一段「原始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摧毀農村社會共同體,驅逐農民離開賴以維生的土地,淪為血汗工廠的產業勞動者,或任農村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殘酷盤剝而徹底貧困化,以肥大現代工業資本。尤有甚者,從十八至十九世紀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西方以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對殖民地的征服與剝奪,來完成這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殺人遍野,十室九空! 從一九九○年代初開展的大陸「改革開放」,由於超階級的國家政權的強大,在一九四九年大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至今無法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階級,土地基本上屬於國有,而在中國工業資本形成過程中既存在如「三農問題」的嚴峻形勢,又在現實上因國家的政策干涉,很大程度上減輕和避免了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殘酷、痛苦的原始積累(如英國的圈地運動、殖民地剝奪造成的殖民地貧困化、破產和痛苦),而完遂了沒有殖民主義擴張和侵略的積累。 此外,作為一個欠發達的大國,中國的大面積扶貧、脫貧計畫的成就對中國自身和世界的巨大貢獻,即使聯合國、世銀等資產階級機構也不能不刮目相看。十二億中國人民靠自己的努力養活了自己,沒有使自己成為世界其他民族、人民的負擔。而談到中國的大面積和大體積經濟崛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模式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凡此,都只是近十年來世界不分東西、不分南北、不分左右的關於中國的世界輿論中三復斯言的。龍應台女士不是對此太不熟悉,就是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 關於民主和自由 龍應台女士照例要談到大陸的「民主」。但歷來「民主」、「自由」的論說往往被美麗的辭語抽象化和絕對化。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約翰.洛克倡言「自由權」、「自由同意權」和推翻封建貴族王政的權利。但他以自己的資產階級地位和觀點,同時否定勞動階級有執政的能力。他公言以暴力對付貧民,以法律拘束貧窮的「流浪者」、「乞丐」,強迫窮人在殘酷的「習藝所」勞動三年。在洛克看來,有資格參與「社會契約」的「自由人」,只限於貴族、銀行家、富裕商人、士紳和開明地主。 日本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福澤渝吉,也以美麗的辭藻宣說人的自由與不可侵奪的平等。但這同一個福澤公開說不服教化的殖民地台灣「土著」(指的是龍應台意義上的「台灣人民」,而不是原住民),日本又可得而趕盡殺絕之。而也是同一個福澤至今有肖像印在日本紙鈔上,表達日本對這個偽善的帝國主義者的崇敬。 如此,抽象、絕對的「民主」與「自由」是向來沒有的。考慮「民主」與「自由」不能不參照不同歷史、社會、階級諸因素。在中國大陸,我就遇見過幾位對當下大陸社會政治有「異議」的知識分子說,「可是沒有共產黨,也沒有今天的我。」他說「解放」之前,他是舊社會中毫無機會上進的階級。他因此特別同情大陸媒體上報導因家貧無力就學的青年。在大陸有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族有過「翻身」、「解放」的體驗。對這些人,「自由」、「民主」就不是絕對化、抽象化的烏托邦。 最後我試著把「自由」、「民主」和社會經濟條件參照起來看一看。據統計,人均國民所得在美金一千元時,社會貧富不均擴大,失業嚴重,社會動亂因子變大,從而政治上社會壓制(所謂「不民主」)增加。 台灣人均國民所得一千美元左右的時候是在一九七五年(略不足一千)、一九七六年(略超過一千)和一九七七年(明顯超過一千)。考察這三年的台灣政治「自由」、「民主」的具體狀態:一九七五年十月,白雅燦因批評國民黨政治被捕下獄。十一月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的機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停刊,「割斷」「喉嚨」。一九七五年陳映真從政治監獄釋放,繫獄七年。一九七六年六月,因「台獨」案楊金海被捕,判處無期徒刑,同案顏明聖判十二年徒刑。十月黃華因台獨案判十年徒刑。同月,「台獨」派民主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撤銷出版登記而非法化。一九七七年元月,王幸男「台獨」案發,判處無期徒刑。十一月,中壢發生「中壢民眾抗爭事件」後被彌平。三個月後,一九七八年元月,左翼青年的「人民解放戰線」案偵破,戴華光判無期徒刑,賴明烈判十五年,劉國基判十二年徒刑。當然,不應該忘記,一九七七年國民黨也發動了一場大規模鎮壓台灣鄉土文學的運動,嚴重傷害台灣文學表現的自由。 大陸人均國民所得到達一千美元時大約在一九九二年後。一直到今天,相形之下,大陸在這一段時期中的政治性「不民主」的逮捕鎮壓事件,和人均國民所得也在一千美元上下的台灣相比對,應該使習慣性地經常不假思索就咒罵中國大陸「在追求民主大浪潮中,它(中國大陸)專制集權」的人,不老是那麼自以為義吧。 關於言論新聞的自由 中共「共青團」系統的,據說曾刊載過龍應台女士的大作〈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的刊物《冰點》被當局停刊。龍女士還舉出近來因言論相對較為「獨立、自由」的《南方周末》報、《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飽受言論檢查干預的困擾。因偶然的機會,我認得《南方周末》的一位老編輯和一位認真好學的年輕記者,留給我好的印象。只看過《南方周末》一兩份,但覺內容自不同於大多數大陸主流媒體的刻板,但經歷過台灣的七○年代鬥爭的偏左的人看來,就覺得經歷過一場很大的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大革命的大陸上相對獨立化、自由化的報紙,其言論傾向一般不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傾向。我總覺得,十七、十八世紀當時,西歐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面對反動的歐洲貴族、僧侶、王權呼喊自由、民主時,有解放的思想,火焰的語言。但歷經了艱苦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的中國,讀《南方周末》的言語,在敬重他們的執著和努力之餘,難掩不足之感。 然而我也同時理解到,在一九九○年後,在中國的生產方式發生巨大改變後,中國大陸上相應地產生新興的資產階級和他們在政治、文化、思想感情上的代言人,是理所當然,事有必至的。但是,一九九○年代後中國生產方式巨大的變化,也使更多的現代工資勞動者登上了社會的舞台,卻至今看不到工人、農民階級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點》。而這樣的問題,自然不在自由派的龍女士批判的射程之中。據說《冰點》是因為刊登一位「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批評義和團的文章遭到禁刊。如果大陸進步的歷史科學家也有自己的《冰點》,大家寫文章交鋒,就可以把義和團論說清楚,何至於必須禁刊一個雜誌,為國內外反共自由派所乘? 《冰點》事件涉及幾個問題:(一)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問題;(二)對於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評價問題。這裡,我也說幾句看法。 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議論家,和出身後進、「不民主」國家而受到西方宣傳教育影響的知識分子,總喜歡說經濟落後,政治上不民主,尤其是「共產主義」國家如何沒有「自由」、「民主」──自然包括言論和新聞出版的自由民主這些「普世的價值」和「價值認同」,而西歐的、經濟進步的「民主」國家又如何在政治上、新聞和出版上完全自由和進步,而像《冰點》事件這種事是絕對不會在類如美國這樣的社會中發生。 但是,美國有一些沒錢、缺人的民間監督新聞自由不受侵犯的非政府組織,例如「被檢查的議題」(Project Censored)就自己調查和公布美國新聞自由如何遭受危害的報告。據這一組織的報告,威脅美國新聞自由的勢力有幾個方面:一個是美國五角大廈和白宮的權力菁英,一個是鉅大資本的企業菁英。報告指出,政治、軍事和大跨國性資本在「新聞意識形態上的一致」,影響客觀公正的報導。他們盲信「親美猁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永不犯錯。主流媒體的只顧念利潤最大化的貪慾,使他們手中的媒體成為富有的、白種人上層階級菁英尋求不斷擴大其在全球的利益、權力和影響力的工具(M. Parenti)。因此,媒體評論家鮑.馬切斯尼(B. Machesney)慨嘆:「肥了媒體,瘦了民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美國發覺美國國外的新聞不利於其新聞控制,經常發布不利於美國政策和外交利益的消息,乃調集軍部、外交部、情報部的高層,組成「國際公共信息」(International Public Infor-mation, IPI)小組,調動美國各種資源,影響外國政府、組織與個人的感情、動機、客觀判斷,並限制外國媒體刊出不利於美國政策和行動的消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華盛頓時報》),造成對媒體的「事實上的檢查」(de facto censorship),禁止了相關信息自由地傳布於美國公眾。 批評者指出,美國的媒體已不再是互相公平競爭的產業,而成為一個思想意識形態互相保持一致的白人菁英階級的寡頭集體。 此外,眾所周知,美國媒體在長期化的以阿戰爭和海灣戰爭,侵伊拉克戰爭,侵科索沃戰爭中完全自動地交出了自己獨立的新聞自由權,成為「美國價值和文化至高無上」、宗教(白人上層階級的基督教基本教義)偏見、種族歧視的俘虜,接受五角大廈要求不進入戰爭現場,只接受美國當局在戰事結束後大事湮滅傷及平民之現場後的片面採訪。美國媒體對於就穆斯林而言,是比死還要殘酷與痛苦的幾起冰山一角的虐俘事件———強迫回教戰俘進行肛交和口交──的嚴重人權凌辱,遠遠沒有作窮追猛打的揭發。而最近的一例,是西方媒體蓄意嚴重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引起伊斯蘭教世界的震怒,而媒體卻一逕堅持「新聞自由」,拒絕道歉,十足表現西方媒體對伊斯蘭各民族人民的蔑視、歧視與仇恨。 美國和西方媒體之商品市場主義,為了巨步擴大訂閱率以提高單位版面的廣告價格,採取新聞報導娛樂化、八卦化的編輯採訪方針,這一方面降低、縮小真實、重要消息見報,一方面使廣泛讀者在思想感情上白癡化、幼兒化,總地損害了讀者接受真實資訊的利益。而資本「全球化」後巨大資本的合併、重組,使產業、金融投機資本與媒體產業資本合而為一,資本的全球利潤動機和資本固有的意識形態,對主流大媒體產生嚴重的扭曲報導和對新聞自由抑壓作用,而真實的信息報導受到了空前的威脅。 「但是人家美國對憲法明文規定的(新聞)言論自由,絕對保障例如大陸《冰點》的刊物和言論!」 誠然美國不以行政命令關掉一個逆耳的刊物,但它以上述新聞報導的管制,例如侵伊拉克戰爭、波斯灣戰爭中美國媒體自動成為五角大廈的偽造信息傳播工具,新聞採訪和編輯的娛樂化、八卦化、白癡化,資本產業菁英和媒體產業菁英的寡占合一,以自己的意識形態選擇「新聞」進行這種間接的、報導不足(under coverage)的、「事實上的」(de facto)新聞檢查。由於平素主流媒體不報導資本全球集聚和流動造成對世界貧困國家農民、工人、環境、就業、少數民族、移住勞工、女性各方面的傷害,以致當新聞讀者突然讀到西雅圖爆發來自全球弱小者群集十數萬人奮不顧身的抗議鬥爭時,茫然不知所以。直接、硬性查禁《冰點》和間接、軟性的「事實上的新聞查禁」,又告訴我們絕對的、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從來就不存在。而美國以間接的「事實上的查禁」所扼殺的新聞,據Project Censored估計,二○○○年就有這幾條新聞: 跨國大藥廠只為巨大利潤研發和生產(如「威而剛」、生髮劑),卻放棄第三世界最需要的熱帶病(如瘧疾)治療劑的開發。 「美國癌症協會」捐款來源雖多,卻將基金挪用自肥,以致資助癌症研究及醫療撥款不足。 美國軍部利用血汗工廠縫製美國軍服。 土耳其以美國供應的武器屠殺庫德族的村莊。 美國媒體如何蓄意減少外國媒體披露的不利於美國新聞報導。 美國路易西安娜州南部一個地區,因在石化工廠(七座)和一百多座污染工業而形成一個下層階級、非白人居民的高癌症罹病地帶,形成嚴重的有毒的種族主義(toxic racism)地帶。 美國一次大型核武試爆,造成數千名核爆受害者。 美國主流媒體對北朝鮮饑荒表現報導上的疏略與人道上的冷漠。等等,等等。 義和團運動論 「好吧,就算美國和西方也干預新聞自由,也不能據之以正當化《冰點》事件!」 我們說的是沒有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內涵離不開歷史、社會和階級等條件去界定。對於「富有-白人-菁英階級」而言,美國有宣傳對伊拉克侵略之戰為為伊拉克打倒獨夫,建設民主憲政之戰的「自由」猁猁即使始終找不到伊拉克私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證據。美國也享有宣傳因自己之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而日漸破產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核心價值」的自由;美國也享有隨時以反恐之名褻瀆別人奉為神聖的宗教,掩蓋對穆斯林戰俘進行令人髮指的虐囚事實的新聞自由。因此,問題在於擁有的新聞自由,是為了誰的新聞自由?為了什麼議題(project)的新聞自由?屬於誰的新聞自由? 這三個提問,在這次丹麥報紙褻瀆伊斯蘭教教主而引爆的暴動中凸顯出來。西方-白種人-基督教的媒體,在「新聞言論自由」的大義名分下履行了自己的「新聞自由」,而東方-非白人-伊斯蘭教各民族人民,向丹麥的暴言媒體求一聲道歉而不可得,在不甘於只能有被褻瀆羞辱的「自由」情況下,群起而以暴抗議。事件似乎還在擴大,值得認真思索「自由」的人們注目和思索。 而正如今日評說兩百多年前的義和團運動,如果百年後,也有穆斯林菁英評說今日伊斯蘭教世界以暴動回應丹麥對「真主阿拉」的褻瀆而曰:「丹麥事變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把伊斯蘭教世界反褻瀆暴動者描寫成回教英雄,美化他們對非伊斯蘭教白種人的攻擊,並將之描繪為穆斯林英雄,對於事變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給伊斯蘭教世界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後人對丹麥事變的記載教導下一代人的是,一、穆斯林文化至高無上。二、西方外來文明邪惡,侵蝕現有伊斯蘭教文化的聖潔……」,即使百年後的伊斯蘭教知識分子的反應,怕也只會使龍應台女士皺眉頭而已。 而事實上,類如袁偉時的義和團論,在「開放改革」後的大陸知識界也絕不陌生。據說北京某網路技術公司董事長向松祚就批評義和團民變是「滿清守舊貴族強烈排外」,「連基本國際關係準則都不顧」,「要把洋人全都趕出去……」為導火線的「重大變故」。他也批評義和團有「迷信成分」,「愚昧」,是「封建落後、反動的會道門式的組織形式的運動」。「它的口號和理念與當時的時代完全不合」,在科技發達的時代,搞「神鬼附身,龍頭大哥,像黑社會一樣」。 像向松祚這樣的老闆和中青年自由知識分子,有翻義和團的案,有質疑魯迅的地位與成就,卻也未見因而封雜誌,更沒聽說抓人坐大牢。 在台灣,像向松祚的「自由派」的義和團論就自然更其多了。一九九六年,當大陸上出版了《中國可以說不》而熱賣,震動華語世界時,台灣就有人寫〈無知與孤傲〉,痛烈醜詆義和團運動之「無知愚昧、野蠻落後」,是「殺人放火的土匪」,疾言批評大陸不「文明」(說今日大陸在「知識、教育、科技與文化水平」上,「離開最先進的水平還很遠」),我當時也寫了文章反論。而看來,大陸和台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真是不約而同,卻何其相似乃爾! 在檢點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之前,回顧一下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背景,即十九世紀中期之後基督教東來中國的歷史,很有參照的意義。 基督新教來華,積極的一面有引進出版、印刷、報刊的編印發行等方面,也有興辦現代學校和介紹西方醫藥科學的方面。至於其消極的一面,基督教向東方佈教的過程,和帝國主義擴張運動有密切關係。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昭著的史實。教士往往成為西方帝國主義侵華的別動隊。他們呼喊:「只有戰爭能夠把中國開放給基督。」在不平等條約的強制下,基督教以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特權(例如治外法權)的優勢在華佈教,良莠不齊的入教華人也享有治外法權,不受中國法律檢查權的管轄。一時豪紳遊手藉入教橫行鄉里,引起公忿。教會教民仗勢強買惡索,強迫捐獻,強占墾地的事件,隨著中國國勢日頹,而愈演愈烈,致人民銜恨怒目,因此教民教會與社會的矛盾、爭執和鬥爭、毆鬥甚至凶殺事件頻仍,史上稱為「教案」。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在當時屬德國勢力範圍的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籍傳教士被中國「暴民」殺害。德國卻藉機派兵占據膠州灣和青島。眼看老大中國在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中屈辱喪權,歐洲列強也紛紛向中國要求割占勢力範圍、開放港市和要求(鐵)路權和開礦權。在眼看著民族的命運日益危殆的封建中國的農民心中,日漸積蓄著對於外國侵略者深刻的仇恨,終於成為一九○○年大規模中國農民反對洋教和一切西方事物的軒然大波。而農民的反西方暴動又給與西方八個列強以聯手侵華的藉口,燒殺搶掠。據歷史記載,天津城內被八國聯軍屠殺者,屍骸狼藉,餓犬爭食,城內房舍十室九空,北京城內也人屍橫陳,不可勝計。京華皇城歷代歷朝積蓄的典章文物、國寶珍奇,被搶掠淨盡。即使後來擔任八國聯軍統帥的德國將領瓦德西,對於西方「文明」的軍隊對中國人民的無甄別的集體性屠殺,和對歷代中國文物瑰寶的恣意搶掠,驚駭不已,在他的日記上有這記載:「所有此次中國所受破壞及搶劫的損失,其詳細數字明細也許永遠難為人所知,但其為數必定極大無疑……」 那麼說起「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給中國帶來傷害和恥辱」的,是義和團呢?還是歐西日本等八國聯軍?再者,是人家老遠組成聯軍跑到中國大屠殺、大劫掠,還是我們貧困農民到西歐日本去「殺人放火」了呢? 「義和團愚昧,跟不上西方科技、文明現代化的世界,搞封建迷信,搞黑社會組織……」 **歷史認識和歷史教育 經濟發展,即社會生產方式的推移自有滯後和先進的階段,也自有客觀的評準。然而「現代化」酖酖即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階段的西方,卻習慣於理所當然地以經濟先進社會在文化上亦必超前於經濟落後的社會。隨西方重商主義對外擴張登上北美洲大陸的傳教士,看到土著印第安人文化中崇尚和平,崇尚人與自然的和諧,對行旅之人的慷慨與協助等西方喪失的美德,驚為「上帝最初造人的形象」。然而這些印第安土著卻被終竟殘暴貪欲的白人船隊施加種族滅絕性的屠殺。 印第安人與西方的遇合,是部族共同體社會與商業資本主義對外擴張時期的社會的遇合。中國人與西方的遇合,是創造過璀璨的封建文化的封建社會,與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西方獨占資本主義社會的遇合,其間的文野高低,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工具的落差,而不是種族優劣、文野、賢愚的落差。 而當生產方式「先進」的社會壓迫和掠奪生產方式滯後的社會,印第安人和中國人只能以刀箭和槍矛抵抗白人的現代化鎗砲,在精神上印第安人只能求助於深信不疑的傳統「祖靈」、「巫術」和各種薩滿教的神靈巫師和儀式,而中國農民只能寄託於民間符咒,相信能刀槍不入、魂鬼附身的方術。義和團運動被「現代文明」和「理性」的「八國聯軍」殘酷鎮壓後十五年的一九一五年,台灣農民的←吧年抗日起義,就宣傳「玉皇大帝九天玄女」可以「隱身」、「避子彈」、「避刀槍的符法」以抗擊據台日軍。而今日的「台灣人民」能不能據而嘲笑其「愚昧」、「反理性」、←吧年的農民起義「藏有仇視東洋人的情緒」?問題是明白的:在帝國主義無情侵侮的時代,當封建王朝無計可施,當台灣已成棄地,不甘屈膝的中國農民起而抗擊外侮的思想和行動只能是自由派百般嘲笑的形式:落後的武器、封建迷信和一顆不屈的民族驕傲。而歷史上一切被征服民族抵抗強權時,不依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仇」恨「外」侮的思想與行動,難道依靠民族自蔑主義和投降媚外主義?一八九五年吳湯興招募義軍抗日告示中,有「……天朝赤子,須知義之所在,誓不向夷」;胡阿錦起義告示以「倭奴」稱日本占領者。柯鐵虎征倭檄文中以「倭」、「賊」稱據台日軍……難道只能換來後人鄙夷其主張「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主張侵略者「邪惡」,在反對日帝占領台灣的鬥爭中「暗藏仇外情緒」的評價? **文明和野蠻的辯證法 自從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列強無情蹧踐和掠奪包括中國在內的、薩依德意義上的「東方」,非西方、非白人、非基督教各民族人民就受到「西方文明開化」、「東方野蠻落後」這樣一種思想和信念的統治,不可自拔,難於翻身。龍應台女士的文章最後點睛之筆,是在說中共因不許新聞「媒體獨立」、「不尊重知識分子」、以「不文明」的態度和手段對待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所以是個「不文明」的、「野蠻」的國家。 我絕不贊成「中華文化至高無上」論,我也沒有聽說當下的大陸領導人這樣說過,反倒聽過自周恩來以來他們主張不同文化、不同社會政治制度互相接納、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反對把自己的制度、文化和意識形態強加於人的話。中國在文化上、學術上當然應該更加努力,對世界作貢獻,但如果說今日中國就「野蠻」了,只有石原慎太郎之流的人說得出口。現在引述陳毓鈞教授引用尼克森在其所著《超越和平》中忠告美國人的話,說明一些事實。尼克森指出,美國文化中存在著「高犯罪率、暴力文化、種族主義、槍枝氾濫、色情文化、毒品氾濫、家庭崩解、人心腐化」。這不是西方文明「邪惡」論是什麼?尼克森接著說,這樣的美國怎麼有資格向別的國家指指點點?「而今中國的經濟實力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言說顯得輕率無知,十年後中國將使其顯得荒謬可笑……」 誠然,中國的文化還要提高。但是近十年來中國文化文明的遺跡和既有成就受到聯合國評比為人類共有的光榮者不知有多少件。是的,中國在教育、科技發展上還有待更上層樓。但今天中國每年教育出五、六十萬個工程師的事實,使美國大驚失色。是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著複雜的問題,但今天,最鄙夷中國的人都不能否認,沒有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沒有世界經濟的持續性增長。 就因為中國共青團的機關報自己查禁了屬於自己的《冰點》;就因為從來不曾存在的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就僅僅因為共青團不贊成醜化義和團運動的買辦史觀,龍應台女士就要咒罵今日中國的「野蠻」,就要以有別於中國人的「台灣人民」的地位,威脅要以她的價值認同「離棄」、「抵抗」自己的中國認同! 然而尋求外力干預下分斷祖國的統一,不是在市場上論斤計兩的生意,錙銖必較,更不是大教授挑選哪個大學提供的條件去決定到哪個大學任教。分裂民族的統一,至少對我而言,是一個知識分子為了堅持其出生的尊嚴、知識的尊嚴和人格的尊嚴的原點,不能議價,不可買賣、不許交換的。 而不必再等十年,龍應台女士的這一番言說,在當下就已顯得輕率了。

龍應台: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201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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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 龍應台 中國時報二十六日刊登龍應台給胡錦濤先生的公幵信�「胡錦濤」代表什??錦濤先生:國民党主席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 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 馬英九先生很可能衹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裏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什?樣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什?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什??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什?意義? 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准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迫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欲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裏,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裏,它嚴重的貧富不均。 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沈,更幵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致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什?呢? 被割斷的喉嚨 促使我動筆寫這封信的,是今天發生的一件具體事件:共青團所屬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今天黃昏時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來最敢於直言、最表達民間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換下了主編而變成一份吞吞吐吐的報紙,原來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被撤走論罪,清新而意圖煥發的「新京報」突然被整肅,一個又一個有膽識、有作為的媒體被消音處理。這些,全在您任內發生。出身共青團的您,一定清楚「冰點」現在的位置:它是萬馬齊□裏唯一一匹還有微弱「嘶聲」的活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這僅有的喉嚨,都被割斷。在「冰點」編輯們正式得知這個「割喉」處分之前,所有跟「冰點」有關的字和詞,已經從網路上徹底消滅。 在您的領導之下,網路警察的絕對效率,令人駭異。 選在今天執「刑」,誰都知道原因:春節前夕,人們都已離幵工作崗位,准備回鄉圍爐。報紙幵始撲天蓋地報導娛樂,製造溫馨﹔電視幵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聯歡,生產快樂。選在這一天割斷中國僅有的喉嚨,然後讓普天同慶的歡聲把它淌血的聲音遮住。行刑者躡手躡腳走幵,過完年,一切都已了無痕跡。網路警察的效率和現代傳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現的二十一世紀統治技巧。 網路警察動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時間動手,是怕國際媒體知道。偷偷摸摸地執行,費盡心機地隱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虛心和害怕。但是,請您告訴我這個困惑的台灣人民:這「和平崛起」大有為的政府,究竟為什?如此的虛心和害怕? 「冰點」的停刊,其實沒有人真正的驚訝,人們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個宿命論者永遠在等著鬼的半夜敲門索命﹔我發現,太多的災難和壓迫,使得大陸很少人相信好事會長久、夢想能成真、正義能落實。刊出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時,網路上已經四處流傳「冰點」被封殺的臆測﹔今天,衹是「鬼」終於被等到了。而「冰點」「勇敢」到什?程度使得共產黨用這樣陰暗的手段來對付它? 仇外的建國美學 今天封殺「冰點」的理由,是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談歷史和教科書的文章。因為它「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而「毀」掉了一份報紙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究竟說了什?的話,招來這樣的懲罰? 我認真讀了這篇文章。袁偉時以具體的史實証據來說明目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謬誤百出不說,還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譬如義和團,教科書把義和團描寫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對洋人的攻擊,對於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衹字不提。綜合起來,教科書所教導下一代的,是「一、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二、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三、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對于這種歷史觀的教育,袁偉時非常憂慮:「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胡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蹠、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個政權都會設法去建構一個所謂建國神話和圖騰──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進黨的企圖。但是,建構的國族神話裏如果藏有仇外情緒,就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在二十一世紀,國界幾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來愈是一個緊密的村子,因為唇齒相依,不得不憂戚與共。中國為什?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 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總書記能夠光明磊落大聲地告訴國際社會嗎? 袁偉時說,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贊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錦濤先生,在我們這裏,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 哪一個是你真實的面孔? 我們暫且不管大陸的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讀者怎?看這「冰點」事件,但是我很願意和您分享像我這樣一個台灣的知識份子的感受。至於龍應台這樣思維的人在台灣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影響力,您自己判斷。 我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 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沖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妨這樣試試:台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值認同」,那就幵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以這樣的價值結構來看今天「冰點」事件,您說我這個台灣人看見什??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 它,把獨立的知識份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份子當家仆使用,把奴才當──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裏。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台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准,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像,恐懼真相。他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 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服我 我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臺北,雖然熊貓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什?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台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 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因為,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份子,您用什?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系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看得遠的,就是好母親

201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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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遠的,就是好母親:建立你自己的教養格調 番紅花の愛人日記 自序 把教養的視野,延伸到我老後   這是一個最好教養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最壞教養的時代。孩子們日後長大,是不是可以成為一個快樂的、有幸福感的、努力勤勉的、懂得感恩的、甚至成功的專業人士,都來自於幼年成長時期,父母給予他們的教和養。這漫漫的、不算長的十幾年,奠基的,卻是他們幾十年、近百年的人生。所以,每一天在教養Milla和Nana的時時刻刻,我都希望自己,看得遠。   自從開始書寫部落格,在虛擬的無垠世界裡,我傳輸我那真實的、在美好與迷惘中擺盪的婚姻生活與育兒思索,漸漸地,我開始收到許多陌生母親的來信,她們用或殷切、或慈愛、或焦慮的筆觸,寫下心中的徬徨與疑惑,   她們問我,究竟是因著怎樣的起點和線索,讓我可以從生活的諸多面向和角度,去和我的孩子們進行那麼多交流、開啟那麼深的親子對談?   身為養兒育女的母親,不論我們的身分是在外工作的職業婦女,或是在家勞力操持的主婦,心頭上總有累積不完的家事、要收支平衡的家用,加上孩子的課業才藝、紀律養成的多重交織,一不小心,我們就會錯過了與孩子們一起呼吸生活的流麗溫暖瞬間,流逝了與孩子們一起穿越瑣碎生活的細微感動。真是太忙了,我是怎麼在這忙碌的日子裡,跳過忙亂,帶領孩子們,去讚歎蜘蛛花草、品味生活美學、建立適切的價值觀、發展人道關懷、鍛鍊體魄、樂在飆汗運動,讓孩子們願意練蕭邦、德布西,又能寫作、當書痴?   唔,我是怎麼做到的?   這十年來,不論寒暑春秋,不論人在職場還是在家裡,我總是在清晨五點半左右起床,帶著一夜熟睡過後的清明腦力,進廚房煮壺熱水,轉身到陽台按下洗衣鍵,和綻放的蘭花在黎明清風中說上幾句話,然後捧著剛沏好的鐵觀音或美麗琥珀色澤的錫蘭紅茶,坐在桌前,開始細細地想:今天我還能為我的孩子們,做些什麼愉悅的、感動的或健康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寫封短箋,放在她們的便當袋裡,說一些今天校內鋼琴比賽不要緊張的話語?讓她們上場演奏前,得到一點母親的隔空溫婉凝視,而把舞台給心安踏上?   是不是要抽點空,在今天午後的學校打掃時間,去看Nana是怎麼和同學們一起清掃馬桶?他們清得乾淨嗎?孩子的經驗不夠,動作難免不夠細緻、比較粗率,會有污水濺到他們的身上衣上而不自知嗎?這差事他們樂在其中嗎?   是不是該上國立台灣博物館的官網,瀏覽一下他們最近是否又規畫了什麼有趣的自然科學營隊,要把握時間搶先報名呢?國家級的科普兒童營,經常有最精采、最專業、收費最合理的老師與課程。   今天下午的點心,要為他們準備什麼好呢?蔥燒餅加Milla最愛的酸梅湯嗎?還是Nana最愛的乳酪片和季節水梨?我堅持要讓飲食的美感教育,落實在他們的小小靈魂裡。這將關係著一輩子,當有一天她長大脫離我的羽翼時,她有能力、有兒時記憶、有正確知識,選擇用美好的食物,來安慰或取悅她滄桑的靈魂。   Milla的聲音好,也有上台表演的欲望,最近是不是應該要幫她估狗一些校外的演講比賽,讓她有機會去鍛鍊上台的儀態和組織講稿的能力?在這個國際化的時代,擁有敢於發表的勇氣和演說的技巧,不論她以後做什麼工作和職位,可都是一項大能力。   這個禮拜三下午的放學時光,要不要把功課先放一邊,帶兩個女兒去爬鯉魚山?讓她們在山中的小溪澗、冷泉裡泡腳,吃水果、讀小說,內化孩子們心中對大自然的感受力呢?聽過微風的聲響,不僅心中可以得到平靜,面對著黑白琴鍵時,也可以幫助孩子彈出細微的、有靈性的弱音。   帶他們去我常去的咖啡館吧!孩子都好奇媽媽的日常領域。帶他們去便利商店,學著辨識幾種不同茶飲料的售價、成分和產區吧!這禮拜該帶他們學著解讀家裡的瓦斯和電費帳單。或是,帶他們一起去採買爸爸即將來臨的生日禮物吧!生活上總有好多好多的事,要與孩子們一起分享、一起學習、一起成長、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動。   孩子們日後長大,是不是可以成為一個快樂的、有幸福感的、努力勤勉的、懂得感恩的、甚至成功的專業人士,都來自於成長時期,父母給予他們的教和養。這漫漫的、不算長的十幾年,奠基的,卻是他們幾十年、近百年的人生。   捨不得孩子長大以後,沒有我就沒有能力把自己照顧好,所以,每一天在教養Milla和Nana的時時刻刻,我都希望自己,看得遠。   把教養的視野,延伸到我老了以後他們的人生。因著這念頭,我在帶領她們生活的時候,我不能不想得遠,我不能只看到眼前一時的教養方便和快樂順手,我還得持續思考,該與孩子們怎麼說、怎麼做,可以讓她們在遙遠的二十年後,還保有創造幸福的能力與活潑,讓她們在席捲競爭的國際浪潮裡,不滅頂,並且有發光發熱的續航力!   想得遠,是因為有一天我會老,心中強烈的母愛,驅使我必須保持一份教養的清明。   這是一個最好教養的時代。我們幾乎都比我們的父母受過較完整的教育;我們都願意揖注我們最多的愛與時間給孩子;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取得國內外專業的教養資訊;整體醫學的進步,使我們可以比較從容的面對孩子們的疾病治療;國家社會的文化預算,也提供了很多公資源,以免費或價廉的方式,讓父母去擴展孩子們的藝術生活。   這也是一個最壞教養的時代。整個媒體和社會,充斥流動著滿滿的物質欲望和精神污染,孩子和大人們都要忙著抵抗以使自己不沉淪。日益變形扭曲的升學主義,使得父母和孩子們不得不陷於苦讀考試的夢魘。物價的飛漲和難以上升的薪水,讓雙薪父母的經濟壓力更沉重。氾濫的教養資訊、對孩子競爭力的憂慮,創造出令人唏噓的直升機父母和怪獸家長。   在這個既好且壞的教養時代,當我愛著孩子的時候,只有看得遠,會給我最清楚、最溫暖、最明亮的方向。   記錄下這段美好的光陰,邀請丈夫,共我與孩子們一起譜唱這首生活的歌。路仍在走,當孩子們饗我以健康的體魄、燦爛的笑容、熱情的特質、自主良好的課業管理時,我知道,我們可以繼續看得遠,往下走。   但願我們都看到了親子間,那充滿希望、充滿愛、充滿滋潤韻味的風光。